大约二十年前，我们这人丁兴旺的家庭受到流行性腮腺炎的袭击，有天晚上，我最小的妹妹，弗兰妮，被连床带人地搬进我和大哥西摩同住的那个表面上看来无菌的房间。我当时十五岁，西摩十七岁。深夜两点左右，这位新房客的哭声把我闹醒了。我躺着不动，保持着不介入的架势，听她号啕大哭，几分钟后，我听到，也许是感觉到西摩在我身边的那张床上爬起身来。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在两张床之间的小几上搁着一支手电，以便应付紧急情况，实在就我记忆所及，这种情况根本没发生过。西摩打开手电，从床上爬下来。“奶瓶在炉子上，妈妈说过的，”我对他说。“我不久前刚给她喝过，”西摩说，“她不饿。”他摸黑走到书橱边，把手电沿着一排排书慢慢地来回照着。我在床上坐起来。“你打算干什么？”我说。“我在想是否给她念几段书，”西摩说着，取下一本书。“她还只十个月哪，真是天晓得，”我说。“我知道，”西摩说。“娃娃长着耳朵。娃娃能听。”
那晚西摩打着手电念给弗兰妮听的是他喜爱的一段道家的传说。直到今天，弗兰妮还坚持说她记得西摩念给她听的是：
秦穆公对伯乐说：“你现今上了年纪。你家里是否有人能代替你为我去找良马的呢？”伯乐答道：“一匹良马可以凭它的总的体格和外形来挑选。但最最上乘的马，所过之处尘土不扬、脚迹不留，其特点却是稍纵即逝，难以捉摸，有如烟气。我的儿子都是庸才；他们见到—匹良马能够识别，但不能识别最最上乘的马。然而我有个朋友，名九方皋，是个叫卖劈柴和蔬菜的，对凡是有关马儿的事情，其眼力决不比我差。请见见他。”
穆公召见了他，随后派遣他出去找一匹骏马。三个月后，他回来禀报已找到一匹。“如今马在沙丘。”他又说。“是何等样的？”穆公问。回答是：“是匹褐色的母马。”然而等打发人去取马，却发现原来是匹漆黑的公马！穆公大为不悦，召见伯乐。“你那位朋友，他说，受我委托去找匹良马，把事情干糟了。嘿，他竟连马的毛色和性别也分不清！他到底关于马懂得些什么呢？”伯乐满意地叹了口气。
“他当真做到这地步了吗？”他嚷道。“啊，他的价值这就等于一万个我了。我和他是无法比拟的。皋放眼看到的是精神实质。抓住了精华所在，他忘掉一般的细节；着眼于内在本质，他看不见外表的特征。他看见他存心要看见的地方，而不去看他存心不要看见的地方。他拣应该看的东西去看，而忽略不必看的东西。皋真善于相马，他实在有本领相比马更贵重的东西。”
等马来到，果然是匹最最上乘的马。
我把这轶事在这里重述—遍，不仅是因为我总是不怕麻烦地给十个月大的娃娃的父母或者哥哥们推荐一篇出色的文章来代替橡皮奶头，而是为了另—个截然不同的原因。紧接着是一段关于一九四二年—次婚礼的报道。依我看来，这段报道独立成章，有开端有结尾，还有它的寓意，独具一格。不过，因为我掌握着内情，我觉得必须提一笔，这个新郎今天，一九五五年，已不在人世了。他在一九四八年跟他妻子在佛罗里达州度假期间自杀了。……当然，不容置疑，我真正想说明的是这一点：自从这个新郎永远离开了生活舞台，我始终想不出我愿意打发谁代替他去找马。
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潘塔奇斯联号剧院的退休杂耍演员莱斯·格拉斯和贝西·加拉格尔的子女，—起七名，说得过甚其辞一点吧，正被抛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四面八方。拿我这老二来说吧，正躺在佐治医院内，害的是肋膜炎——那是十三星期步兵基本训练给我的小小的纪念品。双胞胎沃尔特和韦克尔整整一年前被拆散了。韦克尔正待在马里兰州一个拒服兵役者的拘留营里，沃尔特随着一支野战炮兵部队正驻在太平洋某地——也许还在路上。（我们始终没法完全说得准，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沃尔特究竟在哪里。他从来不大肯写信，等他去世了，我们也只听到非常少的有关他个人的情况——简直可以说没有。他是在—九四五年晚秋在日本一次荒唐得难以形容的美国大兵的意外事件中身亡的。）我的大妹子，布布，按出生年代，介于我和双胞胎之间，是海军妇女志愿应急辅助勤务队的少尉，时断时续地驻在布鲁克林一海军基地。那年整个春夏，她占用着西摩哥哥和我在纽约的那套小公寓，我们哥俩入伍后，那套公寓简直等于放弃了，只是没退租而已。我家最小的两个孩子，佐伊（男性）和弗兰妮（女性）正跟爹妈一起在洛杉矶，我父亲正在那里替一家电影制片厂搜罗人才。佐伊当时十三岁，弗兰妮八岁。他们俩每星期都参加一档名叫“聪明孩儿”（这怕是全国广播界典型的刻薄的反话吧）的儿童答问比赛广播节目。我还是索性在这儿提一笔吧，我家所有的孩子，都有一度——或者不如说，这一年或者那一年——是这每周一次的节目“聪明孩儿”聘请的“客串演员”。早在一九二七年，西摩跟我首先参加这节目，当时我们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那个节目是从那家老旅馆默里山饭店一间会议厅里“放送”出来的。我们七个，从西摩到弗兰妮，都用化名参加过这节目。这听起来也许着实反常，说起来我们都是杂耍演员的孩子嘛，这号人通常对公开扬名是不会有反感的，可是我母亲有一回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职业儿童都不得不在精神上背起小十字架——他们和正常而被认为是值得交往的人有隔阂，无法交往——因此她对这问题采取了不屈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现在根本不是探讨到底大多数，或者所有的“职业”儿童该不该当作扰乱治安的坏人而被放逐、受到怜悯或毫不留情地处决的问题的时候。目前，我只想宣布这一点：我们从“聪明孩儿”这节目所得的总收入使我们中的六个念完了大学，如今正把第七个送进去。）
我们的长兄西摩——我这会儿几乎是准备专门写他——在一九四二年是当时仍叫空军部队的一名下士。他驻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B－17轰炸机的基地，我记得，在那里他当着代理连队文书。我不妨补上一句，这次不用括号来处理了，他是我家写信最最少的一个。我记得，我这辈子收到他的信还不到五封。
五月二十二日还不知是二十三日早晨（我家的人都从来不在信上写日期），有封我妹妹布布的来信医院我病榻的下端，当时他们正在我腰部横隔膜处贴上橡皮膏（这是对肋膜炎病人的常规医疗措施，据说能保证病人不会因咳嗽而把肺脏咳烂）。等这场折磨过去了，我看布布的来信。信还在，这里逐字逐句地抄在下面：
亲爱的巴迪：
我正在十万火急地打行李，所以这封信要写得短而一针见血。拧屁股海军上将决定，为了给战争作出贡献，他必须飞往某地区，还决定带他的秘书同行，如果我肯听话的话。我觉得糟心死了。撇开西摩不谈，这就是说要在冻得死人的空军基地蹲白铁皮活动房屋，挨咱们的孩子气的战士们动手动脚，还有在飞机上凑着那可怕的纸制玩意儿呕吐。问题是，西摩要结婚了——对啊，结婚，所以请你好好听着。我到不了啦。这一走啊，我大约要离开少则六星期，多则两个月。我见过那姑娘。我的意见是她是个窝囊废，不过长相可真帅。我并不确实知道她是个窝囊废。我是说那晚我跟她在一起，她简直半句话也没说。只顾坐着微笑，抽烟，所以这样说也不公道。我对恋爱经过本身压根儿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俩明摆着是西摩去年冬天驻在蒙默思堡时结识的。姑娘的母亲可是个角色——各门艺术都插上一手，每星期去找一位地道的荣格派心理学家两回（那晚我见了她，她问了我两次，可曾接受过精神分析法治疗）。她对我说，但愿西摩肯和更多的人和好相处。紧接着她马上说然而她可疼他哪，诸如此类的话，还说在他上电台广播的那几年内，她一直诚心诚意地收听着。我知道的就这么些，只是你无论如何得去参加婚礼。如果你不去，我这辈子饶不了你。我是说话算数的。妈妈爸爸不能从西海岸赶到这儿来。理由之一，弗兰妮在出痧子。顺便提一下，你可曾听她上星期的广播？她妙不可言地详细讲述她四岁时等家里没人的当儿，如何经常在寓所里四下飞翔。那个新的播音员比格兰特差劲——甚至比早先的沙利文还差劲，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他说她当然不过是梦想自己能够飞翔罗。小妞儿真可爱，坚持自己的说法，一步也不让。她说她知道自己能够飞翔，因为她回到地上时，手指上总是有从电灯泡上抹到的灰尘。我真巴不得看到她。也想看到你。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去参加婚礼。不得己的话，开了小差去，反正请去吧。六月四日，下午三点钟。压根儿不举行任何宗教派别的仪式，而且不受家长的约束，就在六十三号街女方祖母的住宅内举行。叫某某法官来主持婚礼。我不知道住宅的门牌号码，不过就在离开当初卡尔和艾米那豪华的寓所两扇大门的地方。我打算拍电报给沃尔特，不过依我看他已经上船出发了。请去参加吧，巴迪。西摩瘦得体重像只猫儿一样轻，脸上带着那副心醉神迷的表情，叫你无法跟他说话。也许一切都会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恨一九四二年。我想，我会把一九四二年恨到我死去，这仅仅是根据总的原则而言。你的亲爱的，等我回来了来找你。
布布
收到这信后两三天，我被准许出院，可以这么说，被移交给围绕我肋骨的约摸三码长的橡皮膏来监护了。接下来非常艰苦地奔走了一星期，为了能获准参加婚礼。我终于成功了，靠我煞费苦心地奉承我那位连长，他自称是个嗜书成癖的人，而且运气真好，他最喜爱的作家正巧跟我的一样——是L·曼宁·瓦因斯。或者是海因兹②。尽管我们俩有此精神上的沟通，我从他那里充其量骗到了三天假期，这些时间至多让我正来得及搭火车到纽约，参加婚礼，到什么地方匆匆吞下一客晚饭，就灰溜溜地赶回佐治亚州。
我记得，在一九四二年，列车上的普通客车车厢只是名义上有通风设备的。车上多的是宪兵，而且满是桔子水、牛奶和黑麦威士忌的味儿。那—夜，我不断地咳嗽，靠阅读有个好心人借给我的一期《王牌连环画报》来消磨时光。火车开进纽约的时候——举行婚礼的那天下午两点十分——我已咳得无力再咳，浑身疲惫不堪，满头大汗，衣冠不整，而我身上的橡皮膏使我痒得要命。纽约市本身热得无法形容。我来不及先上我那公寓去，所以就把我的行李（光是一只看来叫人难受的小帆布拉链包）寄存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一只小铁箱内。更叫我恼火的是，我正在服装业集中区到处溜达，想找一辆空的出租汽车，在第七街上穿马路的当儿，碰到了一个通信兵部队的少尉。我显然一时疏忽，没有对他敬礼，他刷的抽出一支钢笔，写下我的名字、军号和通讯处，而一伙老百姓在旁边津津有味地看热闹哪。
等我临了钻进一辆出租汽车，感到浑身不得劲儿。我吩咐司机至少把我送到“卡尔和艾米”的老家。我们一开到那个街区，事情可简单了。只消跟着来宾们走就行。门口竟然还张着个帆布蓬呢。不久，我走进—座庞大的褐色沙石砌的旧建筑，有个长得很俊俏的、头发灰里泛紫色的妇人迎上前来，她问我是新娘还是新郎的亲友。我说是新郎—方的。“喔，”她说，“我们反正把男女双方的客人混在一块啦。”她没节制地笑着，把我领到一个很拥挤的特大房间中一把折叠椅边，看来这是唯一的空座了。关于这间房里所有具体的细节，十三年来，我头脑里始终是一片空白。除了室内挤得水泄不通而且热得叫人气都透不过来这一点外，我只记得两桩事：就在我的背后有一架风琴在演奏，还有坐在我正右边椅子上的那妇人朝我转过身来，起劲地像话剧演员那样高声耳语道，“我叫海伦·西尔斯本！”根据我们座位的地点来看，我估计她不是新娘的母亲，但为了稳妥起见，我微微一笑，和蔼可亲地点点头，正要开口说我是什么人，但她有礼貌地把一个手指按在嘴唇上，我们俩便都朝前望去。这时大致是三点钟。我闭上眼睛，小心翼翼地等待这风琴手从一般的配乐转入《洛恩格林》中的《婚礼进行曲》。
我现在不大清楚接下来的那—小时又—刻钟是怎么过的。只有一件重要的事实是清楚的：根本没有转入《婚礼进行曲》。我记得有一小撮分散在室内各处的陌生人时不时鬼鬼祟祟地扭过脸来看什么人在咳嗽，我还记得我右边那妇人又用同样的相当欣喜的耳语跟我说话了。“准是给什么事儿耽搁了。”她说。“你可曾见过兰克尔法官？他脸相像个圣徒。”我还记得那风琴有一度竟希奇古怪而简直不顾死活地从巴赫的乐曲转到罗杰斯和哈特②的一支早期创作的歌曲。然而总的说来，我这段时间内不得不硬忍住了一阵阵咳嗽，心医院去，以此安慰自己，打发时间。我在这屋里那段时间里，始终担惊受怕地想着：我眼看就要咯血，或者至少要折断一根肋骨，尽管我绑着一层橡皮膏的紧身胸衣。等到四点二十分或者换一种更直截了当的说法，所有的合乎情理的希望都成泡影后——一小时又二十分钟——，那位没有成婚的新娘子，低着头，由父母亲在两旁扶着走出那座大厦，娇弱无力地被带下—大段石级，来到人行道上。然后看来简直是手把手地被安置在一辆汽车里，那是排成双行、等待在人行道边的许多租来的豪华的黑色汽车中的第一辆。这时刻的场面异常鲜明生动——这是小报界最喜爱报道的场面。因此，跟一般这种情况那样，有许许多多目击者来凑热闹，因为参加婚礼的来宾们（包括我在内）已经一群群地从大厦中涌出来，尽管保持着富有教养的样子，却是心怀警惕，更不必说吃惊得圆睁着双眼了。如果说这场面竟然多少带着几分缓解人的痛苦的作用，那得归功于气候本身。六月的阳光酷热而炫眼，有如在干百万盏闪光灯的直接照射下，以至这简直像病人般的新娘步下那些石级时，她脸容上最模糊不得的地方竟然模糊起来。
当这新娘乘坐的汽车从现场至少在形体上一消失踪影，人行道上的紧张气氛——尤其是在人行道边上，那帆布篷的出口那一带，那儿，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正在磨蹭着哪——发生变化了，变成了一派混乱状态，大可被比作相当正常的礼拜堂会众散出来时的情况，这是说，如果这大厦是座礼拜堂，而这天是礼拜天的话。跟着，猛孤丁地传来了着重有力的话——据说是新娘的艾尔大叔宣布的——说观礼的宾客们可以使用停在人行道边上的那些汽车；这是说，不管举行还是不举行喜庆宴会，改变还是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如果我左右近邻的反应可作准绳的话，这个建议被—致看作一种美好的姿态。然而，不言而喻的是，要等那一小撮令人望而生畏的人——所谓新娘的“直系亲属”——搭乘他们所需的交通工具离开了现场，这些汽车才能“使用”。于是，人们像塞住在瓶颈口那样莫名其妙地耽搁了一阵子（这段时间里，这也奇怪，我却钉住在原处不动），这帮“直系亲属”确乎开始退场了，一辆车多则六七人，少则三四人。我看出，人数的多少要根据先占住车厢者的年龄、态度和屁股的大小来决定。
不知听了哪一位临别时的提议（这可显然是提得很干脆的），我突然驻守在人行道边，就在那帆布篷的出口处，一心一意地扶人上汽车了。
我如何会被挑中来担任这个职司，这值得略加推敲。就我所知，那位选拔我来干这工作的身分不明的中年活动家，一点儿也没料想到我乃是新郎的弟弟。所以，合乎逻辑的看法是，由于其他远未缺乏诗意的原因挑中了我。那是一九四二年。我二十三岁，应征入伍，参加陆军还不久。依我看，纯然是由于我的年龄、我那身军服以及草绿色军服给我的那分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神气，使我毫无疑问地适于临时充当看门人。
我不但是二十三岁，而且是个显然智力迟钝的二十三岁的青年。我记得当时我胡乱地把人塞进汽车，什么技巧都说不上。恰恰相反，我假装真诚，像个军校学员般摆出一副一心—意地克尽厥责的神气来从事这工作。实际上，干了几分钟后，我再清楚不过地发觉自己专门在满足年龄较大、身材较矮、个头较肥的那一代人的需求了，而我那套抓住胳膊朝车厢里送、再砰的关上车门的表演竟然带着更加十足虚伪的势头了。我开始表现得像个手脚异常敏捷、万分讨人喜欢的害着咳嗽病的青年巨人了。
然而那天下午的气候呀，至少可以说是热得叫人难熬，而我这分差使能够给我的好处在我看来似乎越来越没有眉目了。尽管那帮“直系亲属”简直不见减少，我却趁—辆刚装满人的汽车从人行道边启动的当儿，猛孤丁地一头扎进车去。这一扎啊，我的脑袋直撞在车顶上，咚的一声，非常响亮（说不定正是现世报）。盘踞在车内的人中有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我那爱打耳喳的新交海伦·西尔斯本。她马上对我毫无保留地表起同情来。这咚的一声明摆着响彻了整个车厢。不过年龄正当二十三，我这种青年啊，对肉体在公开场合受到损伤的反应，除非是颅骨破裂，总不外是像低能儿那样发出一声空洞的笑声而已。
汽车朝西开，简直可说是笔直开进傍晚那西天大敞着的熔炉。它一直朝西驶过了两条横马路，开到麦迪逊大街，就朝北一个急转弯。我感到好像靠了这位无名氏司机的了不起的机敏和技巧，我们大家才免得被卷进太阳那可怕的烟道。
在麦迪逊大街上起初朝北驶过四五条横马路时，汽车里谈的话主要限于“我没有挤着您吗？”和“我一辈子从没感到这样热过”这—类。我从早在人行道边偷听到的相当多的话里得悉，这个一辈子从没感到这样热过的人正是新娘子的伴娘。她是个健壮的娘们，约摸二十四五岁。穿件粉红软缎礼服，头发上缀着个人造的莫忘我花小花环。她带着鲜明的运动员气质，说不定一两年前她还在学院里主修体育呢。她手握一束栀子花，搁在膝上，好像是个放掉气的排球。她坐在车厢后座，屁股挨屁股地坐在她丈夫和一位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的小个子老头之间，此人拿着一支没点燃的哈瓦那雪茄。西尔斯本太太和我占着中座折叠式座位，彼此朝里弯的膝盖挨在—起，但没有猥亵的意味。有两回，我扭回头去对那小老头瞟上一眼，这纯然是出于赞赏，毫无任何其他的理由。我刚才往车厢里装人，开着车门让他上车的时候，—时冲动，巴不得把他整个儿抱起来，轻轻地塞进打开的车窗。他真是个小不点儿，身高一定不会超过四英尺九、十，但既不好算侏儒也不好算矮子。进了汽车，他坐着只顾—本正经地朝前瞪着眼。我第二次扭回头去看他时，留意到他燕尾服的翻领上有个污点，非常像肉汤的陈迹。我还留意到他那顶大礼帽和车厢天花板足足距离四五英寸之多。……不过总的说来，上车后的头几分钟里，我仍旧主要念念不忘自己的健康状况。除了害着肋膜炎并头部撞伤以外，我还犯了疑心病，自以为得了脓毒性咽喉炎。我坐着，偷偷摸摸地把舌尖朝后卷，去探察那块我怀疑受到病害的地方。我记得，当时正紧盯着前面看，看着司机的颈背，上面满是疖疤，像幅立体地图，突然我那坐同样的折叠座的伙伴对我说话了：“刚才在屋里我没机会问你。你那可爱的母亲近况如何？你不就是迪基·布里根扎吗？”
在她提问的当儿，我的舌头正探索地朝后卷，已舔着了软颚。我把它收回来，咽下—口口水，转身来对付她。她五十岁光景，穿着时髦，雅而不俗。她脸上涂着厚厚一层脂粉。我回答说不——我不是。
她冲着我把眼睛微微一眯，说我长得活脱是西莉业·布里根扎的孩子。看这嘴角。我装出一副表情，企图表示这种认错人的过失是人人都会犯的。我继续瞪着司机的颈背看。车子里一片静寂。我想换个场面看看，就朝窗外望去。
“你觉得陆军怎么样？”西尔斯本太太问道。来得突兀，存心交谈。
在这节骨眼上，正巧短短一阵咳嗽发作了。等咳嗽一停，我尽量麻利地朝她转过身上，说我结交上了一大帮弟兄。由于我腰际横隔膜处紧绑着橡皮膏，要朝她的方向车转身去，对我说来有点儿小困难。
她点点头。“我看你们全都是好样的，”她说，说得有点模棱两可。“你是新娘还是新郎的朋友？”她接着问，轻巧地触及实质问题了。
“哦，说实话吧，我确实不好说是哪一方的朋友——”
“你还是别说你是新郎的朋友，”那伴娘从汽车后座岔断了我的话。“我恨不得把双手卡住他，卡他两分钟光景。只消两分钟，完全够了。”
西尔斯本太太旋转身去对这发言人笑笑，时间很短暂，但旋足了—百八十度，她这就又望着前面了。事实上我们俩都来回转了一下，几乎是行动一致的。考虑到西尔斯本太太只朝后转了短短一刹那，那她赐予伴娘的这—笑可算是中座折叠椅上的杰出表演了。这一笑异常生动，足以对普天之下所有年轻人表明无限的忠诚和支持，但最主要还是对这一位活力满身而口没遮拦的当地的代表人物而发的，跟这年轻女人，说不定她也至多只由人马马虎虎地介绍了一下，如果说曾经被介绍过的话。
“多狠心的娘们，”一个男人格格地笑着说。于是西尔斯本太大和我又转回身上去。说这番心里话的是伴娘的丈夫。他坐在我的背后，他妻子的左边。他跟我交换了短短的一瞥，这种毫无表情、非同志式的瞥视，在这暴饮暴食的一九四二年，很可能只有在军官和小兵之间才能交换。他是通信兵部队的中尉，头戴一顶非常有趣的空军部队驾驶员的帽子——有帽舌，但帽顶里头的金属垫圈给拿掉了，这样通常能赋予戴者某种勇猛的神气。然而，拿他的情况来说，这帽子压根儿没达到这个要求。看来它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仅仅使我感到自己那顶特大的大盖帽着实像是有人从垃圾焚化炉里性急慌忙地抢救出来的丑角戴的玩意儿而已。他脸色灰黄，而且基本上带着一副懦怯相。他在冒汗，前额、上唇，甚至鼻尖上都在冒，多得无以复加，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以至需要服用—片盐片的程度。“我娶了个六县中最最狠心的娘们，”他对西尔斯本太大说，又公开地轻轻笑了一声。出于对他军衔的自发尊敬，我差—点跟着他笑起来——这是一种短促、空洞的陌生人兼应征入伍者的笑声，它将清楚地表明我拥护他和车内所有的其他人，不反对任何人。
“我说的是真心话，”伴娘说。“只消两分钟——完全够了，老兄。嘿，我巴不得能把我这两只小手——”
“得了，喂，别激动，别激动，”她丈夫说，仍旧带着丈夫对妻子迁就迎合的情绪，这种情绪显然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别激动就好了。你可以多活几年啊。”
西尔斯本太太又朝后座转过身去，对伴娘报以一笑，这笑容简直带着封对方为圣徒的意味。“哪一位见到他有什么亲人来参加婚礼吗？”她柔声提问，把“他”这个人称代词稍微念得着重一点儿——但没有超出十足有教养的程度。
伴娘的回答音量大得足以致人死命：“没有。他们全都在西海岸或者什么别的地方。我倒巴不得见到他们哪。”
她丈夫又格格地笑了一声。“你如果见到了要怎么办，宝贝儿？”他问——并不嫌弃地对我眨眨眼睛。
“哦，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我定会采取一点行动，”伴娘说。她左边传来的格格的笑声扩大了音量。“哦，我定会干的！”她不放松地说，“我是说，我定会对他们说些什么。我的天。”她讲得越来越富有自信了，仿佛发觉我们这些听得到她说话的人，受到了她丈夫的暗示，在她的正义感（不管多么幼稚或不切实际）之中感染到某些迷人的直率之处——某些令人振奋的东西。“我说不上来要对他们说些什么。说不定我只会唠叨上—通蠢话。不过我的天啊。老实说吧！我就是无法忍受看到有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而不受惩罚。叫我不禁热血沸腾。”她一时中止了—切动作，等西尔斯本太太假装为之动情地朝她看一眼，给她捧场。这时西尔斯本太太和我都已在我们的座位上十二万分友善地朝后转了一百八十度。“我说的是真心话，”伴娘说。“你哪能只要你高兴就这么走南闯北地伤人家的感情啊。”
“我恐怕对这青年了解得很少，”西尔斯本太太悄悄地说。“说实话吧，我甚至跟他不认识。当我最初听说穆莉尔跟他订婚——”
“哪个见过他呀，”伴娘脱口而出地说。“连我也没见过他。我们排练了两次，而这两次都不得不由穆莉尔那可怜的爸爸来代替他，仅仅是因为他那架混帐飞机没法起飞。他本来应该搭—架陆军的混帐飞机在星期二晚上赶到这里，可是在科罗拉多州，还不知是亚利桑那州，还不知是什么别的鬼地方下了雪，还是什么别的鬼名堂，结果弄到昨儿晚上，今天凌晨一点才到。跟着——就在这荒谬绝伦的一点钟——竟然老远地从卡岛或什么别的地方打电话给穆莉尔，要她到某—家鬼旅馆的休息室去跟他会面，以便他们好好谈谈。”伴娘表情十足地打了一个寒战。你们是知道穆莉尔的为人的。她对人心肠真好，情愿让别人和任何人来随意摆布。这一点叫我最恼火了。到头来吃苦头的总是这种人。……反正她就穿戴好了，钻进—辆出租汽车，坐在某个鬼休息室里跟他说话，直谈到早上五点缺一刻。”伴娘一时放掉了手中握着的栀子花，紧握两个拳头，从膝上举起来。“呀呀呀，我简直要气疯了！”她说。
“哪家旅馆？”我问伴娘。“你知道吗？”我尽量使口气显得很随便，听上去好像我父亲也许在搞旅馆业，所以我对人们在纽约耽搁在何处感到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是出于孝心。实在我提这个问题简直没有什么用意。我仅仅或多或少地心有所思，不觉讲出口来而已，我感兴趣的是：我哥哥竟然不叫他未婚妻跟他在那套大可利用的空公寓里会面，却在一家旅馆的休息室里会面。这种高尚的邀请绝对不是违反他的性格的，但这仍然使我感到兴趣，有点儿兴趣。
“我哪会知道是哪家旅馆，”伴娘着恼地说。“反正是家旅馆。”她对我眼睛一瞪。“问这干吗？”她责问道：“难道你是他的朋友？”
她这瞪视里带着些分明是恫吓的神气。好像是由—个单枪匹马的女暴民发出的，纯然是由于时代不同了，并且生不逢辰，她才没有带放编结毛线的包，也看不到精采绝伦的断头台场面。我一向对暴民感到惊恐，不管是什么样的暴民。“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我回答，讲得含糊其词，难以听清。
“嘿，你好福气！”
“得了。得了，”她丈夫说。
“哦，对不起，”伴娘对他说，实在是针对我们大家说的。“不过你没有待在那屋里，看到那可怜的妞儿哭了整整一个钟点，哭得眼睛都肿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你千万别忘了这一点。我也听说过新郎临阵脱逃这码事儿。不过从来没有在最后关头溜号的。我是说，不能这样做，以至你把一大群十足的好人弄得窘得要命，差点害得一个妞儿不想活命，诸如此类的事！如果他改变了主意，干吗不写信给她，并且至少要看在老天爷面上，像个有教养的人那样解除婚约啊。趁还没造成损害就解决了事。”
“得了，别激动，你倒是别激动啊，”她丈夫说。他还在格格地笑，但听起来有点儿勉强。
“哦，我说的是真心话！他干吗不写信给她，像个男子汉那样跟她直说，这就可以免得发生这种悲剧什么的？”她猛孤丁地对我看。“你是否正巧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她责问道，声音硬得像钢。“如果你们小时候就认识，你应该有点——”
“我还是约摸两小时前才赶到纽约来的，”我怯生生地说。这时不但伴娘，连她丈夫和西尔斯本太太都朝我瞪着了。“直到现在，我压根儿没机会去到电话机边。”说到这里，我记得，—阵咳嗽发作了，这倒是货真价实的，但我必须声明，我根本没有想法忍住了不让咳出声来，或者缩短这段发作的时间。
“大兵，你这咳嗽去看过医生没有？”等我的咳嗽止住了，中尉问我。
就在这关头，我又是一阵咳嗽——真怪，倒十十足足是货真价实的。我在中座上这时仍旧保持着半面或四分之一朝右转的姿势，但身体却扭转着，朝着汽车的前方，这样咳嗽才合乎礼貌，不致有碍卫生。
看起来似乎非常不成体统，但我以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插进一段说明，来回答两个难题。首先，为什么我一直坐在汽车里不下车？撇开一切次要的情况不淡，这辆汽车据说是命定将把乘客送到新娘双亲的公寓去的。不管我能从那极其伤心的、没举行婚礼的新娘或她那心乱如麻的（而且非常可能是怒火中烧的）双亲嘴里掏到多少第一或第二手的消息，也不可能抵销我出现在他们寓所里将引起的尴尬情绪。那么，为什么我一直坐在汽车里呢？为什么我不趁，比如说，等红灯时下车呢？还有，提得更尖锐一点，为什么我当初跳上车去呢？……我以为，对这些问题至少有十来个答案，而且不管怎样个明确，全都是讲得通的。然而，我想不提它们也不要紧，而仅仅重复—遍：当时是一九四二年，我二十三岁，新入伍不久，新近听人劝告，跟大伙靠拢是行之有效的——而最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感到寂寞。在我看来，一个人干脆看见坐满人的汽车就钻进去，坐好了就不下来了。
且回头把故事说下去，我记得当时三个人——伴娘、她丈夫和西尔斯本太太——组成了联合阵线瞪着我，看我咳嗽，这时，我朝后座那小老头儿瞟了一眼。他仍然笔直地紧盯着前方。我留意到他的脚几乎碰不着地，这简直使我感激。这双脚似乎是我宝贵的老朋友。
“这个人究竟要干什么？”等我从第二阵咳嗽中恢复过来，伴娘对我说。
“你指西摩吗？”我说。起初，根据她语调的变化，看来她显然想到了什么异常不光采的事儿。跟着，我突然想到——这纯然是出于直觉——她很可能秘密地掌握了有关西摩的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传记材料；就是说，那些关于他的低级趣味的、生动得叫人遗憾的并且（就我看来）基本上引人误解的情况。说他小时候有六年左右曾是全国广播界的“名人”，比利·布莱克。还有，再举一个例子吧，他刚满十五岁就进哥伦比亚大学念一年级。
“对，西摩，”伴娘说。“他参军前干过什么来着？”
我的直觉又在头脑里倏的一闪：她知道不少有关他的情况，但由于某种原因，她不愿透露。举个例说，看来她明明知道西摩应征入伍前教过英语——他当过教授。教授啊。说实话吧，我那时望着她，一时产生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想法：她甚至可能知道我就是西摩的弟弟。这念头多想没有意思。我撒开了，并不对着她的眼睛看，就说，“他是个脚病医生。”说罢陡的掉过头去，眺望窗外的景色。汽车静止不动已有几分钟，我这才听到远方，从列克早敦大街或第三街上那个总方向传来军乐队的鼓声。
“在游行！”西尔斯本太太说。她也转身朝前了。
我们这时在八十五号街到八十九号街之间。有名警察驻守在麦迪逊大街的街心，正在吩咐所有的南北向车辆停下。凭我看到的来判断，他光是叫车辆停下；这就是说，并不指挥车辆朝东或朝西拐弯。一共有三四辆汽车和一辆公共汽车等着朝南开，但是朝城北方向的车子正巧只有我们这一辆。就在最近的街角，还有北面那条通往第五街的横街上我看得见的那—段，路石边和人行道上站着两三行人，显然在等着看一队土兵，或者士，或者童子军，或者什么什么的离开他们在列克星敦大街或第三街上的集合地点，列队走过面前。
“天哪。事先哪能知道啊？”伴娘说。
我转过身去，我的头差一点跟她的头相撞。她正探出身子，差—点嵌进西尔斯本太太和我之间的空隙。西尔斯本太太也朝她转过身去，脸上带着相应的、相当痛苦的表情。
“我们在这儿怕要停上几个星期，”伴娘说，—面朝前伸长脖子，从司机座前的挡风玻璃望出去。“我现在就该到那儿了。我对穆莉尔和她母亲说过，我会搭头批开出的汽车，五分钟左右就赶到她们家里。天啊！我们难道—无办法吗？”
“我也该早到那儿的，”西尔斯本太太相当敏捷地说。
“是啊，我可是庄重地答应过她的。公寓房间里眼看要被形形色色傻里傻气的姑妈、舅舅和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挤得满满的，所以我跟她说过，我要拿了九、十柄刺刀给她站岗，保证让她有一点儿安静，并且——”她打断了话头。“天啊。这太不像话了。”
西尔斯本太太做作地轻轻笑了—声。“恐怕我就是这些傻姑妈之一吧，”她说。明摆着她给得罪了。
伴娘对她望着。“噢——很对不起。我不是说你啊，”她说。她在座上朝后靠靠。“我只是说他们的公寓太小，如果大伙儿成打成打地涌进去——我的意思你也明白。”
西尔斯本太太不作声，我也不朝她看，不想看她被伴娘的那句话究竟开罪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然而我记得，说也奇怪，我对伴娘为了“傻里傻气的姑妈、舅舅”这个失言所说的道歉话的口气印象颇深。这道歉是真诚的，但并不窘迫，说得更确切点，没有巴结的意味，因此我当时感到，尽管她那套舞台腔的义愤和装腔作势的怒容，她身上确乎有某种刺刀般的品质，这倒并不是完全不可钦佩的。（我要赶紧爽快地承认，我对这桩具体例子的看法，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我通常对不愿过分谄媚地道歉的人抱着相当过分的好感。）然而，重要的是，就在这会儿，—种针对那个失踪的新郎的反感像一阵小小浪潮第一次涌上我的心头，对他那未作解释的缺席行为的非难像波峰上的白色泡沫般隐约可见。
“我们来看看在这里能不能采取一点儿行动，”伴娘的丈夫说。听上去可说是一个在炮火下镇静自若的人的声音。我觉得他在我背后作了番部署，跟着，猛孤丁的，他的脑袋探进西尔斯本太太和我之间那点有限的空间。“司机，”他断然地说，等着对方回答。回音立刻来了，他的声音就变得更柔顺—点儿，更富有一点儿民主精神：“你看我们困在这儿要多久啊？”
司机转过身来。“你把我难住了，老兄，”他说。他又朝着前方。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十字路口发生的事。—分钟前，有个小男孩，拿带一只漏掉了—些气的红气球，奔到出清了人和车辆的街心禁区。他刚被他父亲抓住，这时正被拖着回到路石边，这做父亲的松松地握起拳头，朝他两肩胛骨之间揍了两下。这—行动被富有正义感的群众报之以“呸”！
“你们可曾看见这男人对那孩子干的好事？”西尔斯本太太对大家笼统地发问。谁也没有回答她。
“去问问那警察我们可能在这儿耽搁多久好吧？”伴娘的丈夫对司机说。他还是探出着身子。他分明对他第—个问题的简短回答不完全满意。“你要知道，我们全都有急事。你看去问问他我们可能在这儿困住多久可好？”
司机并不扭转身来，却粗鲁无礼地耸耸肩。但是他把引擎熄了火，爬下汽车，随手砰的关上这大轿车笨重的车门。他是个不修边幅、公牛般的人，司机的号衣没有穿全——身上穿着黑哔叽制服，但没戴制帽。
他慢吞吞地走着，虽然说不上傲慢，却显得十分自由自在，不几步路就到了十字路口，那个呱呱叫的警察正在那儿指挥调度。两人于是站着交谈，谈了不知多少时间（我听见伴娘在我背后哼了一声）。接着，两人陡的哈哈大笑起来——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在交谈，而是在交流些很短的脏笑话。接着，我们的司机，还在没有感染力地笑着，对警察友好地挥挥手，走——慢吞吞地——回到汽车边。他上了车，砰的关上车门，从放在仪表板上面窗槛上的一包香烟中取出一支，夹在耳朵后面，这才转同身来向我们汇报。“他不知道，”他说。“我们得等游行队伍经过这里。”他对我们大伙儿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队伍过后，我们才能朝前走，没问题。”他转身朝前，从耳朵背后取下香烟，把它点上。
伴娘在汽车后座发出—声音量十足的悲鸣，表示失望和恼恨。接着是一片静寂。这几分钟来，我第—次扭头去看那个手拿没点上的雪茄的小老头儿。这次耽搁看来对他毫无影响。他关于坐在汽车后座——行进中的汽车，停着不动的汽车，甚至（你禁不住这样想象）从桥上开下河去的汽车——该如何行动的准则看来是固定不变的。真是简单得无以复加。你只消直挺挺地坐着，在你的大礼帽和汽车的天花板之间保持四五英寸距离，并且狠狠地瞪着面前的挡风玻璃就成。如果死神——他始终在外面等着，说不定就坐在车头上——如果死神奇迹般地穿过玻璃走进车来，前来接你的话——那十之八九你就站起身来，跟着他一起走，带着—副恶狠狠的模样，但一声不吭。很可能你还可以带着你的雪茄，如果它是支真正的哈瓦那雪茄的话。
“你们打算怎么办？只顾坐在这里吗？”伴娘说。“我快热死啦。”这时西尔斯本太太和我转过身去，刚好看到她自从上车以来第一回直接望着她的丈夫。“你难道不能把身了挪过去那么一丁点儿吗？”她对他说。“我给挤住这儿，都快压扁了，连气都透不过来。”
中尉格格地笑笑，表情十足地把两手一摊。“我这会儿呀，简直是坐在挡泥板上啦，小兔子，”他说。
伴娘然后带着诧异和不满交织在一起的神情扭头望着另一个同座者，此人好像不自觉地极力要我高兴，在座位上占着的面积竟远比他屁股所需的面积大得多。在他右臀和靠窗的扶手之间足足空了两英寸。伴娘当然也注意到了，但尽管她很勇敢，她实在没有种来对这令人望而生畏的小个子当面直说。她又扭头对着她丈夫。“你拿得着你的香烟吗？”她烦躁地说。“我们在这儿挤得紧紧的，我的香烟哪能掏得出来啊。”说到“挤得紧紧的”时，她又扭过头去，对那个侵占了她自以为理该属于她的地位的小不点儿犯罪者完全无保留地倏的瞪了—下。他还是崇高地保持着超然物外的态度。他继续瞪着前面，朝着司机面前的挡风玻璃。伴娘对西尔斯本太太望望，表情十足地扬扬眉毛。西尔斯本太太显出一脸理解和同情的表情，作为回答。这时，中尉已经把他全身的分量移到左臀，换句话说，靠窗的股部，从他的浅色军官制服右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和一个折叠式火柴盒。他妻子抽出一支香烟，等着点火，点亮的火柴马上凑上去了。西尔斯本太太和我看着点烟，拿它当桩有点迷人的新鲜事儿看待。
“啊，请原谅我，”中尉突然说，把他那包香烟朝西尔斯本太太递去。
“不，谢谢你。我不抽烟。”西尔斯本太太马上说——简直有点惋惜的神气。
“大兵？”中剧略为迟疑了一下，简直叫人难以觉察，便伸手把香烟朝我递来，一边说。说实话吧，这请客的举动，这—般礼节战胜等级观念的举动，使我对他着实好感，但我谢绝了这支香烟。
“让我看看你的火柴好吗？”西尔斯本人太用一种极端胆怯而几乎像小姑娘的声气说。
“这个吗？”中尉说。他爽快地把那盒火柴递给西尔斯本太太。
西尔斯本太太仔细察看这盒火柴。我呢，带着全神贯注的表情旁观着。纸盒外面，大红地上印着金字，是这些字样：“这火柴从鲍勃和爱迪·伯威克家偷来。”“真逗人喜爱，”西尔斯本太太摇头晃脑地说。“真正逗人喜爱。”我想法用面部表情来表明我不戴眼镜似乎看不大清楚这行字；我抱着中立态度乜斜着眼睛。西尔斯本太太似乎舍不得把这盒火柴还给它的主人。等她还给了中尉，他把它重新放进上装的胸袋，她说，“我记得以前从没见过这个。”她这时已在中座上几乎朝后转了—百八十度，只顾坐着亲切地凝视着中尉的胸袋。
“我们去年定制了好多好多这种东西，”中尉说。“实在叫人惊奇，这一来我们就此不短少火柴了。”
伴娘转身对着他——说得更确切些，是转身去对付他。“我们并不是为了这个才定制的啊，”她说。她对西尔斯本太太用眼色表示“男人就是这么回事”，并且对她说，“我可说不上。我无非认为这是怪逗人的。俗气，不过多少有点逗人。你明白。”
“真逗人喜爱。我以前可从没——”
“实在说，这也不是什么别出心裁的玩意儿。今天人人都有这个了，”伴娘说。“老实跟你说吧，我当初是从穆莉尔的爹妈那儿学来的。他们屋里总是处处放着这东西。”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在接着讲话时，讲一个字吐出一点儿烟来。“天，他们真是呱呱叫。关于这号倒霉事，就是这一点使我最受不了。我是说，干吗这号倒霉事不发生在世上所有的混帐东西身上，而偏要发生在好人身上？这是我想不通的。”她望着西尔斯本太太，等她回答。
西尔斯本太太微微一笑，这种微笑既老于世故，又微弱无力，而且莫测高深——我以为，这是种汽车中座上的蒙娜·丽沙式的微笑。“我常常感到纳闷，”她若有所思地小声说。她接着提了—句，讲得很模棱两可，“穆莉尔的母亲是我已故丈夫的小妹妹，你们知道。”
“喔！”伴娘饶有兴味地说。“这么说，你是知情人罗。”她伸出一条长得出奇的左臂，把香烟灰弹在她丈夫身边车窗近旁的烟灰缸里。“我真诚地相信她是我这辈子碰到的有数几个真正才华横溢的人之一。我是说，她简直把凡是印刷出版的东西全都看过了。我的天，但愿我读过这女人读过并且已经忘掉了的书的十分之—，我就心满意足啦。我是说，她曾经教过书，在报馆工作过，她设计自己穿的衣服，她自己干每桩家务事。她的烹调技术人间无双。天！我真诚地相信她是最最了不——”
“她当初赞成这婚事吗？”西尔斯本太太打岔道。“我这样问是有道理的，我到底特律去了好几个星期。我嫂子突然去世了，我去——”
“她太忠厚了，不愿讲，”伴娘直截了当地说。她摇摇头。“我是说她太——你明白——小心谨慎什么的。”她回想着。“老实说吧。差不多直到今天早上，我才第一次听到她关于这问题说一声不好听的话，真是的。再说，这也无非是因为她为了穆莉尔感到太难受了。”她伸出胳臂，又弹弹香烟灰。
“她今儿早上说了些什么？”西尔斯本太太贪婪地问。
伴娘好像沉思了片刻。“哦，实在也没有说什么，”她说。“我是说，根本没说什么小心眼儿或者真正有意损人的活。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话。她实在不过说，在她看来，这个西摩是个潜伏的同性恋者，打心底里害怕结婚。我是说，她并没有说什么恶毒的话，不是这么回事。她说得——你知道——很通情达理。我是说，她本人多年来就常常去请教精神分析专家，接受治疗。”伴娘望望西尔斯本太太。“这算不上什么秘密。我是说，费德尔太太本人也会告诉你的，所以我这并不是在泄露什么机密啊。”
“这我明白，”西尔斯本太大急忙说。“她呀，是全世界最不——”
“我要说明的是，”伴娘说，“她可不是那种会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来的人，除非她知道说的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要不是可怜的穆莉尔那样——你知道——那样悲伤什么的，她本来是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讲出这种话来的。”她一本正经地摇摇头。“天，你看到这可怜的妞儿就明白了。”
毫无疑问，我应该在这里打断了故事，把我对这伴娘在讲的话中的主题思想的总的反应描述一番。然而，眼前我情愿把它搁一搁，如果读者肯耐心等待的话。
“她还说了些什么？”西尔斯本太太问。“我是指雷亚。她还说过别的话吗？”我没有对她看——因为我舍不得不看伴娘的脸——但我多少有个仓促而胡乱的印象，西尔斯本太太几乎坐到这主要报告人的膝盖上去了。
“没有。实在没有了。简直没什么别的话了。”伴娘回忆着，摇摇头。“我是说，正如我刚才说的，要不是可怜的穆莉尔难受得够戗，她才不会当着周围站着的那许多人开腔说上一言半语哪。”她又弹弹香烟灰。“她另外只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西摩实在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因此，如果你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这事的话，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对穆莉尔是桩好事。这样说我认为很有道理，不过穆莉尔是否也这样看，我就说不大准啦。他把她胡弄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这使我最——”
她讲到这里，被人打断了。被我。我还记得，我当时的嗓音不大平稳，我心烦意乱时总是如此。
“凭哪一点使费德尔太太得出西摩是个潜伏的同性恋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一结论的呢？”
所有的眼睛——简直全像探照灯光——伴娘的、西尔斯本太太的，甚至那中尉的眼光都刷的集中在我身上了。“什么？”伴娘对我说，声调刺耳，微带敌意。又有个刺人的想法在我头脑中一闪：她明知道我是西摩的弟弟。
“凭哪一点使费德尔太太认为西摩是个潜伏的同性恋者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呢？”
伴娘对我瞪了一眼，然后意味深长地哼了一声。她转身向西尔斯本太太提问，语气极尽冷讽热嘲之能事。“对一个耍出今天这种花招的人，你能说是正常的吗？”她眉毛一扬，等待对方回答。“你能说吗？”她文静而又文静地问道。“说实话。我不过是问一声。因为这位先生不懂。”
西尔斯本太太的回答真是平心静气、公平合理。“哦，我当然不能说罗，”她说。
我突然有个强烈的冲动，直想跳出汽车，拔脚飞奔，不管朝哪个方向都行。然而，我回想起来，我当时还是坐在中座不动，这时伴娘又对我说话了。“听着，”她说，装出一种富有耐心的声气，好像老师对待一个不但智力迟钝而且整天讨人厌地淌鼻梯的孩子那样。“我不知道你对人了解多少。不过，有哪个神志健全的人会在预定要结婚的前夕，整整—夜不让他未婚妻睡觉，喋喋不休地对她唠叨什么他太兴奋了，不能结婚，所以她必须推迟婚礼，等他心情稳定下来了再说，否则，他就不能出席婚礼？后来，他未婚妻把他当孩子似的向他解释，说好几个月以来把一切都筹备周全了，她父亲不惜花了惊人的费用并且不辞辛劳地准备开次喜庆宴会和诸如此类的—切，还说她的诸亲好友正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后来，等她把这—切都讲清楚了，他竟然跟她说非常抱歉，他不能结婚，要等他感到不那么兴奋了才行，要不，他提的是别的什么荒谬的理由！好，你好好想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难道这种话像是什么正常的人说的吗？难道这种话你是什么神志健全的人说的吗？”这会儿，她的声音尖锐刺耳。“这种话难道不像是个应该被关进疯人院的人说的吗？”她十分严厉地盯着我，看我既不马上声辩又不举手投降，就使劲地靠在车座上，对她丈夫说，“请再给我一支香烟。这玩意儿要烧着我的指头了。”她把还在燃烧着的烟蒂递给他，他替她弄熄了。他然后把那包香烟又掏了出来。“你把它点上，”她说。“我没得劲儿了。”
西尔斯本太太清了清嗓子。“我听上去，”她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倒像是因祸得福了——”
“我倒要请问你，”伴娘的劲头又上来了，对她说，同时从她丈夫手里接过一支刚点上的香烟。“你觉得这种话像是个正常的人——正常的男人说的吗？还是听上去像是个根本没长成的人或者简直是个语无伦次的不折不扣的疯子说的？”
“真是天晓得。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觉得，听上去倒像是因祸得福了，竟然每一个——”
伴娘陡的把身子朝前—挪，精神抖擞，从鼻孔里喷出烟来。“好吧，没关系，眼前不谈这一个——我也用不着知道，”她说。她是在对西尔斯本太太讲的，但实际上可以说是穿过了西尔斯本太太的脸，针对我讲的。“你在电影里可曾见过某某某吗？”她问。
她提起的名字是一位当时相当著名——而今天，一九五五年，已是着实出名的女演员兼歌星的艺名。
“见过，”西尔斯本太太马上饶有兴味地说，等着对方说下去。
伴娘点点头。“那好，”她说。“你可曾碰巧注意到她的笑容有点儿歪？就是说，只有她脸蛋的一边有笑意？非常显著，如果你——”
“是——是，我留意到的！”西尔斯本太太说。
伴娘使劲抽了口香烟，朝我偷偷地瞥了一眼，这只能隐隐约约地觉察到。“哦。这是某种部分麻痹症，”她说，每说一个字，吐出一小口烟。“那你可知道她怎样得病的？这位正常的西摩当初明摆着打过她，结果她脸上缝了九针。”她伸出手去（可能是由于脚本上没有别的舞台指示），又弹了弹香烟灰。
“可以请问你从哪儿听来的吗？”我说。我的嘴唇在微微打战，像两个傻瓜。
“当然可以，”她说，眼睛不对我看，却对着西尔斯本太太。“大约两小时以前，穆莉尔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她母亲提起了这回事。”她盯着我。“你的问题得到解答了吗？”她突然把她那束栀子花从右手换到左手。这种说明内心紧张的相当普通的动作，我到这时只见她做过这—次。“仅仅供你参考，我要顺便问一声，”她盯着我说，“你可知道我以为你是什么人？我以为你就是这个西摩的弟弟。”她等待了短短一刹那，看我一声不吭，又说：“从他那怪模怪样的相片看，你长得很像他，而且我还碰巧知道这位弟弟是要来参加婚礼的。他妹妹还不知什么别人告诉穆莉尔的。”她的眼光毫不动摇地钉在我脸上。“你是他弟弟？”她单刀直入地问。
我回答的时候，嗓音听上去准有一点儿嘶哑。“是的，”我说，我的脸在发烧。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起来，自从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下了火车以来，对于自报身分，倒还远没有这样心安理得过。
“我早就知道的，”伴娘说。“我可不笨啊，你要知道。你—跨进车来，我就看出你是谁。”她扭头对着她丈夫。“他—跨进车来，我不是就说他是他弟弟？不是说过来着？”
中尉稍微变换了—下坐的姿势。“哦，你说过他也许——对，你说过的，”他说，“你的确说过的。对。”
不需要扭头去看西尔斯本太太，就能知道她多么全神贯注地留意着这最新的发展。我的眼光偷偷地绕过她，瞥着她背后那第五名乘客——那个小老头——要看看他是否还完整无缺地保持着离群独居的姿态。正是这样。从来没有哪个人超然物外的态度给过我如此大的安慰。
伴娘又来对付我了。“再提供给你参考，我还知道你哥哥不是脚病医生。所以别来这套硬滑稽了。我正巧知道他就是‘聪明孩儿’这节目中的比利·布莱克，大约播了有五十年光景什么的。”
西尔斯本太太突然较踊跃地参与这次交谈了。“那个广播节目吗？”她问道，我发觉她望着我的眼光里显出新的、更强烈的兴趣。
伴娘没有回答她。“你是哪一个？”她对我说。“乔吉·布莱克吗？”她的声音既粗鲁无礼又带着好奇心，倒是挺有趣的，如果不是叫人消除敌意的话。
“乔吉·布莱克是我弟弟沃尔特，”我说，只回答了她的第二个问题。
她转身对着西尔斯本太太。“据说是该当作一个秘密什么的看待，不过这个人和他哥哥西摩曾经用假名什么的参加这个广播节目。布莱克家的孩子们。”
“好好儿说，宝贝儿，好好儿说嘛，”中尉相当不安地提醒说。
他妻子转身对着他。“我才不好好儿说哪，”她说——于是，跟我自己的意志完全相反，我竟不禁又对她那硬派作风（不管是不是足赤与否）感到一丁点儿近乎敬幕之心。“他哥哥据说是绝顶的明智，真是天晓得，”她说。“十四岁什么的就进了大学，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他今天对那妞儿干出这种事来好算明智的话，那我是圣雄甘地！我无所顾忌。这码子事真叫我恶心死了！”
就在这时，我感到平添了微微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原来有人正在很仔细地打量我面孔的左侧，换句话说，较虚弱的一侧。那是西尔斯本太太。我陡的朝她转过去，她微微吓了—跳。“可以请问你是否就是巴迪·布莱克吗？”她说，带着一定的恭敬的口气，使我有那么—刹那竟以为她就要送我一支金笔和一小本摩洛哥皮面的纪念册呢。这短暂的念头使我确实感到不安——只要单单考虑到这时是一九四二年，离开我当初事业兴旺发达的日子已有几年还不知十年，你就可以明白了。“我所以问的原因是，”她说，“我丈夫当初常听这个节目，从不间断，每个——”
“也许你感到兴趣，”伴娘打断了她，眼睛盯着我说，“这一个广播节目正是我一向深恶痛绝的。我最讨厌早熟的孩子。如果我曾经有过这种孩子——”
她的下半句我们都听不到了。她突然毫不含糊地被—声我听到过的最尖锐刺耳、最震耳欲聋、最音色不纯的降E调的军号声打断了。我敢说，车子里每个人都当真吓了一跳。就在这当儿，一支军乐队，由一百来个看来连音高也分辨不出的受过航海训练的童子军组成，正经过面前。这帮孩子带着简直像少年犯罪者的那种肆无忌惮的神气，刚开始大吹大擂地吹打《星条旗永不落》。西尔斯本太太很乖巧地用双手使劲按在耳朵上。
有好长一段时间，似乎没完没了的，这乐声简直人得叫人难信。只有伴娘的嗓音才能压倒它——换句话说，也只有她敢跟它较量一下。当她说话时，你会以为她是从什么遥远的地方，可能是从扬基运动场的露天看台那一带，对我们讲话的，嗓子显然是扯到了最高的限度。“我可受不了啦！”她说。“我们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去打电话吧！我必须打电话给穆莉尔，说我们给耽搁了！不然她可要急疯了！”
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混乱一临头，西尔斯本太太和我就都转身朝前看个分明。这时，我们在中座上又转回身去面对着这位领袖。她很可能将成为我们的大救星。
“七十九号街上有家施拉夫特糖果店！”她对西尔斯本太太吼叫道。“我们去喝杯汽水，我可以从那儿打电话！至少那边有空调啊！”
西尔斯本太太起劲地点点头，用嘴表达了一个无声的“行！”字。
“你也去！”伴娘对我大叫一声。
我记得，说来非常奇怪，我当时竟自发地对她叫了一声全然多余的“好！”（直到今天，关于为什么伴娘在弃舟登陆时把我也算在邀请之列这个问题，还是不容易解释。也许无非是出于一个天生的领袖要求井井有条的本性。她也许怀着某种模糊而却是强有力的欲望，要率领全体人马登陆。……至于我为何异常爽快地接受邀请，这在我看来要容易解释得多。我倾向于认为，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性的冲动。在某些禅宗寺院中，有条基本规定，也许还不能说是唯—认真强制执行的戒律，那就是：当一名和尚对另—名和尚高叫一声“嗨！”时，后者必须不假思索地回报一声“嗨！”）
伴娘随后转过身去，第一次直接对地身边的小老头儿讲话了。叫我满意不已的是，他竟依然瞪着前面，好像他个人望出去的情景—丝一毫也没有变更似的。他那支没点燃的地道的哈瓦那雪茄还是紧紧夹在两个指头之间。由于他对正经过的军乐队惊人的吹打声显然无动于衷，加上，可能有条铁的规律，所有八十以上的老人不是耳朵完全聋得听不出，就一定是听力大大不佳，伴娘把嘴凑得离他左耳只有一两英寸。“我们打算下车下了！”她朝他大叫——简直是把声音直接送进他的耳管。“我们打算找个地方去打电话，也许还吃些茶点！你想跟我们—块儿走吗？”
老头儿立即作出反应，简直精彩绝伦。他先看看伴娘，然后看看我们大家，然后咧嘴一笑。这一笑毫无意义可言，但并不显得减色。再说，他的牙齿显然是假的，但假得很美，非常高明，这也并不使这一笑显得减色。他带着疑问对伴娘望了短短一刹那，笑容却出色地丝毫无损。或者还不如说，他有所期待地望着她——依我看，好像他深信这伴娘，或者我们中间有个人，设想得挺周全，就要朝他递过—只野餐食品筐子去。
“我看他没有听清你的话，宝贝儿！”中尉大声说。
伴娘点点头，又把她那喊话筒般的嘴凑到老头儿的耳朵上。她用实在值得表扬的音量，重新邀请老头跟我们一起撤离这辆汽车。从表面看来，又一次说明老头对任何建议——可能对要他小跑到东河边、跳下去泡—泡的建议也不例外——都是百依百顺的。可是又一次使人不安地看出，他对人家跟他说的话一个字也没听进去。猛孤丁的，他证实了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他对我们全体大大地咧嘴笑笑，举起拿雪茄的那只手，用一个手指意味深长地先碰碰自己的嘴，然后碰碰耳朵。他打的这个手势，好像是什么地道的第一流的玩笑。这是他存心要让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在这当儿，我身边的西尔斯本太太恍然大悟了，她做了一个小小的明显的示意动作——几乎是身子蹦了一下。她碰碰伴娘的粉红软缎裹着的胳臂，叫道，“我想起来他是谁了！他又聋又哑——他是个聋哑人！他是穆莉尔爸爸的大伯！”
伴娘用嘴唇发出了一个无声的“喔！”字。她嚯地在席位上朝她丈夫转过身去。“你有纸笔吗？”她冲着他吼道。
我碰碰她的胳臂，吼了一声“我有”。我性急慌忙地——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好像我们大家的时间都快过完了似的——从我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小本拍纸簿和一截铅笔头，那是我新近从本宁堡我连队文书室—只写字台抽斗中搞来的。
我在—张纸上用似乎过分清楚的字迹写道，“我们被游行队伍无限期地拦住了。我们打算找个地方去打电话并且喝点冷饮。你愿意跟我们—起去吗？”我把这张纸一折为二，递给伴娘，她打开看了一遍，然后递给那小老头儿。他看了，咧嘴笑笑，然后望着我，把脑瓜狠狠地上下点了好几次。我当时认为他的回答这样就算是全面，而且最能说明问题了，哪知他突然伸手对我打了个手势，我看出他是要我把纸笔递给他。我照办了——也并不先对伴娘看上—眼，她不耐烦得心中像浪潮般在翻腾。老头万分小心地把拍纸簿在膝上放好，然后举笔静坐着，分明思索了一会儿，脸上的笑容只略微收起了一点儿。接着铅笔歪歪斜斜地动起来了。最后在i上加了个圆点，然后把纸笔都还给我，脑袋又异常亲切地上下点了一下。他只写了三个字，“挺高兴”，其中一个字母还没完全成形呢。伴娘从我肩后探头看到了，发出—个声音，略微有点像“哼！”但我立即朝这位伟大的作家望望，试图用面部表情表明，车内在座各位看到—首诗是识货的，所以衷心表示感激。
于是，我们从两边车门一个个地全下了车——在麦迪逊大街街心，—片热辣辣、粘糊糊的碎石路面上可算是弃舟登陆了。中尉逗留了片刻，通知司机我们哗变了。我记得很清楚，军乐队当时还在行进中，队伍长得没完没了，闹声也没有减轻—分。
伴娘和西尔斯本太太带路上施拉夫特糖果店去。她们结成了对儿——简直像先头侦察员——沿着麦迪逊大街的东侧朝南走。中尉对司机下达了简令，赶上了她们。或者说，几乎赶上了她们。他落在她们后面—点儿路，为了悄悄掏出皮夹，显然要看看随身带了多少钱。
新娘父亲的大伯和我殿后。不管他是否凭直觉发觉我对他是友好的，还是仅仅因为我是纸笔的所有者，反正他跟我并肩同行倒不好说是被我吸引过来的，而是他急忙主动凑过来的成分来得多些。他那顶美观的大礼帽的顶部还不及我肩部高。照顾到他那以短腿，我给我们俩的步子定了比较慢的速度。将近走到下—条马路口，我们落后于其他人好大一段距离。我觉得这也并不叫我们俩担心。我记得，我们一路走着，我这位朋友会偶尔跟我分别朝对方上下打量一番，因为结伴同行感到高兴，彼此傻乎乎地交换眼色。
等我的旅伴和我赶到施拉夫特糖果店在七十九号街的转门前，伴娘、她丈夫和西尔斯本太太已经都在那儿站了好几分钟了。我当时想，他们结成了好一个令人生畏的三人先遣队，正在那儿严阵以待。他们刚才在讲话，但我们这两个杂牌军一到，他们就住了口。仅仅两三分钟前，在汽车里，当那支军乐队大声吹打着经过时，有种共同的不安，简直可说是共同的苦恼，赋予我们这小团体一种类似同盟者的外貌——就像库克旅行社组织的一个旅游团体，在庞贝古城挨到特大暴雨袭击时，一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等这小老头和我走到施拉夫特糖果店的转门前时，暴雨过去了，这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伴娘和我交换的眼色说明我们是泛泛之交，而不是相互致意。“店铺在改建不营业，”她冷冷地说，眼睛盯着我。她非正式地但却明白无误地把我又当作局外人了，于是就在这当儿，道理也不值得细讲，我感到孤立而寂寞，其程度比我整天感到的更难受。值得指出的是，差不多在这同时，我的咳嗽又自动发作起来。我从后裤袋掏出手绢儿。伴娘转向西尔斯本太太和她丈夫。“这一带什么地方有家朗香餐厅，”她说，“但我不知道到底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西尔斯本太太说。她看来都快哭出来了。汗珠在她前额和上嘴唇上竟透过厚厚的脂粉渗透出来。她左面胳肢窝里夹着一只黑色漆皮手提包。她那副模样就像是抱着—个心爱的玩偶似的，而她本人呢，像是个被当作试验品来涂脂抹粉的、非常伤心的从家里出走的小孩子。
“看来我们无论出什么代价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了，”中尉悲观绝望地说。他的模样也有点狼狈了。他那顶“挺帅的”驾驶员的帽子，扣在那张苍白、汗淋淋的毫无勇猛气概的脸上面，显得简直是大不协调，我还记得，当时直想凭一时冲动，刷的伸手把它拍掉，或者至少把它多少戴戴正，调准到一个不这么歪的角度——这种冲动，一般地就动机说来，你有时在孩子们的游戏会上也会感到，因为那里总有一个特别其貌不扬的小孩子戴了顶大纸帽，把一只或者两只耳朵给压住了。
“上帝哪，这日子多倒霉啊！”伴娘代表我们大家说。她那个假花环有点儿歪了，她呢，浑身都湿透了，不过，依我看，她身上唯一真正脆弱易损的东西还得数那跟她最不相干的附件——她那束栀子花。她依旧握在手里，尽管是心不在焉地。花束显然经不起这场考验。“我们该怎么办？”她问，就她来说，这口气简直像发疯了。
“我们哪能走去啊。他们住的地方实际上是在里弗代尔。列位可有什么好主意吗？”她先看看西尔斯本太太，然后看看她丈夫——最后，兴许是孤注一掷了，竟看看我。
“我在附近有套公寓，”我突然激动地说。“实际上，就在过去一条横马路的地方。”我有个感觉，我透露这情报时讲得太响了一点儿，我甚至是大喊大叫地说的也未可知。“是我哥哥和我的。我们参了军，由我妹妹占用着，不过她眼下不在那儿。她在海军妇女志愿队，出差去了。”我望望伴娘，或者说，望着她脑袋上方的—个地方。“如果你想去，至少可以从那儿打电话，”我说。“而且那房里有空调。我们大家可以凉快—会儿，松一口气。”
等我这邀请最初给他们的震惊消逝了，伴娘、西尔斯本太太和中尉开始进行某种磋商活动，这仅仅是用眼神来进行的，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即将作出任何结论。结果还是由伴娘首先采取行动。她刚才盯着另外那两人要他们表态，结果是白搭。她这才朝我掉过来说，“你刚才说你家有电话？”
“对。除非我妹妹为了某种原因切断了电源，但是我想她没理由要这样做。”
“你怎能知道你哥哥不会在那里呢？”伴娘说。
我刚才心神过分激动，倒没有考虑到这个小问题。“我看他不会在那边，”我说。“他兴许在那儿——这也是他的房间嘛——不过我看他不会。我真这么看。”
伴娘毫不掩饰地朝我瞪着眼望了一会儿——这会儿换花样了，倒并不粗暴无礼，除非孩子们瞪眼看人也好算是粗暴无礼的。
她然后扭过头去，对她丈夫和西尔斯本太太说，“我们去去也好。至少可以打电话嘛。”他们点头同意。西尔斯本太太呢，说实在的，竟然没有忘记她礼节条文中有关在施拉夫特糖果店门前人家发出邀请时该如何对待的那一条。穿过她那层被日头烤干的脂粉，她对我显示—个类似埃米莉·波斯特提倡的笑容呢。我回想起来，当时我感到非常可亲。“那好，快，我们别再待在这日头里啦，”我们的头头说。“我拿这个怎么办？”她不等人回话，径自走到人行道边，毫不感情用事地跟地那束枯萎的栀子花分了手。“行啦，带路吧，麦克德夫，”她对我说。“我们跟随着你。我只有一句话要说清楚，等我们赶到那儿，他还是不在的好，要不，看我不把这杂种宰了！”她看看西尔斯本太大。“原谅我说了句粗话——我可说的是心里话啊。”
我遵命带路前进，心里几乎乐滋滋的。—转眼，有顶大礼帽在我身边空气中出现了，离地相当近，并且在我左面，于是我这位特派而却尚未正式任命的随员抬头对我咧嘴笑笑——我一时竟以为他就快伸出手来让我握着哪。
我的三个来宾和唯一的朋友站在外面过道上，我呢，把这公寓匆匆踏勘一下。
窗子全都关着，两台空调机的开关指着“闭”字，你走进去闻到的第一股气味，简直像是凑着别人的旧浣熊皮大衣的口袋深深吸气时所闻到的味儿。整套公寓房间里只有—种声音：西摩跟我从旧货店买来的那只老冰箱在呼呼的发出颤音。我妹妹布布这丫头，遵照海军人员的方式行事，竟让它一直在走着。说实在的，这套公寓的处处地方，多的是小小的乱糟糟的迹象，说明这地方曾被一名出海的娘们接管过。一件美观的小号海军少尉的海军蓝上装被扔在卧榻上，衬里翻在外面。卧榻前面，小咖啡茶几上，搁着—盒打开着的路易·谢里牌糖果，吃掉了一半，所有剩下的糖果全都多少被捏过。写字台上一只镜框里有张照片，是个我从未见过的—脸刚毅相的青年。而所有看得见的烟灰缸都装满了揉皱了的擦面用的皱纹纸和有唇膏印的烟蒂，像开满了鲜花。我没有走进厨房、寝室和浴室，仅仅打开门，匆匆朝里望望，看看西摩是不是直挺挺地站在什么地方。一个原因是，我感到没得劲儿，懒得多动。另一个原因是，我正忙着拉起窗帘、开空调机、倒掉满满的烟灰缸，一时忙不过来。再说，我们这伙人的其他人员几乎马上开进来了。“这里比大街上还热啊，”伴娘一面大步流星地进来，一面说，算是打招呼了。
“我一会儿就来招待你们，”我说。“我看来没法开动这台空调机。”说实话，那只开关看来卡住了，扭不到“开”字上，我正忙着摆弄个不停。
我在摆弄空调机开关的当儿——我记得，帽子也没有脱掉其他几个人疑神疑鬼地在室内四下转游。我打眼角上留意着他们。中尉走到写字台前，站着抬眼观看台子上方那三四平方英尺的墙壁，原来我哥哥和我出于愤世嫉俗的情绪，在这块墙上用图钉钉上好些上了光的八乘十英寸的放大照片。西尔斯本太太——我看，也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在室内我那条已故的波士顿叭喇狗常常喜欢睡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椅把手上包着颜色很脏的灯芯绒，被狗在多少恶梦中，涂遍了口水，咬嚼坏了。新娘父亲的大伯——我那个好朋友——好像全然失踪了。伴娘也一下子不知去向了。“我一会儿就给你们大家弄点喝的来，”我不安地说，—面还在使劲拧空调机开关。
“我希望来点冷饮，”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说。我朝后转了一百八十度，一看，原来伴娘已经在塌上直挺挺地躺下了，这说明了为什么竖看看不见她。“我等会儿就要用用你的电话，”她通知我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是反正连嘴都张不开，甭说打电话了。我真给烤干了。我的舌头都干了。”
空调机陡的呼呼地开动起来。我就走到屋中央，走到卧塌和西尔斯本太太坐的椅子之间。“我不知道有些什么饮料，”我说。“我还没有开冰箱看过，但我想——”
“随便什么都拿来吧，”这个终身女发言人从卧塌上打岔道。“只要是液体就行。而且要凉的。”她把皮鞋后跟搁在我妹妹的上装袖子上。双手交叉在胸前。脑瓜下面填着一只枕头。“有冰的话，搁点在里头，”她说罢就闭上了眼睛。我低头对她看了短短一会儿，但眼光凶得足以致人死命，然后伛下身去，尽量得体地把布布的上装从她脚下抽出来。我准备走出房去尽主人的本分，但刚走了一步，中尉从写字台那边开口了。
“你这些照片打哪儿弄来的？”他说。
我径直走到他身边。我头上还戴着我那有帽舌的特大军帽。我压根儿没想到该脱掉它。我站在写字台前他的身边，但稍微在他后面一点，抬头看墙上的照片。我说这些大都是当年西摩和我参加“聪明孩儿”广播节日期间的那些孩子们的老照片。
中尉转身对我看。“是什么节目？”他说。“我从没听说过。是那种儿童答问比赛节目吗？问问答答这套玩意儿吗？”毫无疑问，一丁点儿部队的等级观念已悄没声儿地伺机侵入了他的嗓音。他同时看来似乎在注意我的帽子。
我脱掉帽子说，“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有一点儿卑微的家族尊严感被唤起了。“那是我哥哥西摩参加以前的情况。而且等他退出该节目后，又多少恢复那副老样子了。然而他当真把那格局全部改变了。他把那节目改变成为一种孩子们的圆桌讨论会。”
在我看来，中尉带着略微有点过分的兴趣看着我。“你也参加的吧？”他说。
“是啊。”
伴娘从房间另一头，从看不见的满是灰尘的卧榻深处开口了。“我倒很想看到我自己的孩子参加一个这样疯疯癫癫的节目，”她说，“或者上台表演—番。这一套玩艺。说实话吧，我情愿死，也不愿让我哪个孩子把自己变成个当众抛头露面的好出风头的小孩。这会坑害他们一世。不说别的，这样公开扬名什么的就够糟的了——随便找个心理分析家都能告诉你。我的意思是，你怎样还可能有个正常的童年时期什么的呢？”她的头突然—伸，出现在眼前，戴着的花环歪到了一边。这颗脑袋如同和身体分离了，搁在卧塌狭窄的靠背上，朝着中尉和我。“看来这正是你这个哥哥的毛病，”这脑袋说。“我是说，你们小时候过着这种绝对畸形的生活，所以你们自然始终不懂得如何做个大人。你们始终没学会和正常的人们相处什么的。两小时前费德尔太太在那间闹翻了天的寝室里说的就是这—个。恰恰正是这一个。你哥哥始终没学会跟任何人相处。他明摆着只会到处转游，弄得人家脸上缝上一连串针脚。他是绝对不适宜于结婚或者干其他任何近乎正常的事儿的，看在老天爷面上。说实话吧，这恰恰正是费德尔太太所说的。”脑袋转过去一点儿，朝中尉瞪眼。“我说得可对，鲍勃？她到底有没有说这话？老实说吧。”
接着开口的不是中尉，而是我。我嘴里发干，我的腹股沟却湿漉漉的。我说，我一点也不在意费德尔太太关于西摩的问题说了些什么。而且，说到这个问题，也不在意哪个不学无术的职业评论家或者信口雌黄的婆娘说些什么。我说，从西摩十岁起，全国每个以最优异成绩毕业的思想家和有文化的男厕所服务员都干了他一下子。我说，如果西摩只不过是个讨人厌的高智商的爱卖弄的小子，问题也许就不同了。我说，他从来不是个风头主义者。每星期三晚上，他去电台广播，总好像在去参加自己的丧礼。一路上在公共汽车或地铁里，真是天知道，他甚至跟你一句话也不讲。我说，那么许多以恩人自居的十七八流的评论家和专栏作家中，没有一个该死的东西根据他的本来面目来看待过他。看在上帝面上，他是个诗人啊。我是说实话，是个诗人。即使他从没写过一行诗，只要他高兴，他还是能用他耳朵反面对你发射出他心中的信息。
感谢上帝，我说到这里就打住了。我的心脏正怦怦地跳得挺厉害，正像大多数疑心病患者那样，我头脑倏的闪过一个叫人丧胆的念头：这一套议论正是引起心脏病发作的原材料啊。迟至今日，我根本不记得我这些客人对我这—番发作，对我向他们发泄的这—连串肮脏的痛骂如何反应。我听到从外界发出的第一个具体的声响是—阵家喻户晓的抽水马桶声。它是从这公寓的另—部分传来的。我陡的朝室内四下扫了—眼，目光穿过近在眼前那些客人的脸之间，并且穿过它们，直望到后面。“那老头到哪儿去了？”我问。“那个小老头儿？”口气冷得放块黄油在嘴里也不会融化。
说也奇怪。等到有人回答我时，竟然是来自中尉，而不是那伴娘。“我看他在浴室里，”他说。这句话来得特别直截了当，公开表明发言者是一个对日常的卫生问题直言不讳的人。
“喔，”我说。我若无其事地对四下再扫了一眼。我不记得，换句话说，也不想去回忆，究竟当时我有没有有意回避接触伴娘的可怖的目光。我发现新娘父亲的大伯的大礼帽在室内另一端一张直背椅子的坐垫上。我产生一股冲动，直想出声地对它说声“您好！”
“我去弄点冷饮来，”我说。“一会儿就来。”
“用用你的电话好吗？”我走过卧榻时，伴娘陡的对我说。她一骨碌翻身起来，双脚踏在地上。
“好——好，那还用说，”我说。我看着西尔斯本太太和中尉。“如果有柠檬或者酸橙的话，我打算调几杯汤姆·柯林斯酒。。这样行吗？”
中尉的答话带着一股突如其来的欢乐劲儿，使我吃了一惊。“端上来啊，”他说，一面搓搓双手，活像个贪杯的酒客。
西尔斯本太太不再仔细研究写作台上方墙上的照片。对我说道，“如果你要调汤姆·柯林斯酒——请你在我的酒杯里只消加极少极少的一点儿金酒。如果不太麻烦的话。就一点不要搁吧。”她看来开始恢复了一点儿元气，即使我们离开街头还只有短短一会儿。没准儿这无非是因为她正站在离我刚开动的空调机几英尺的地方，有点儿冷风正朝她吹的关系。我说我会把她要的酒调妥的，说完就撇下了她，让她跟三十年代初期和二十年代后期那些广播界的未成年的“著名人士”在—起，看西摩和我孩提时期的一张张旧照片上的小脸蛋儿。中尉看来等我走开时也挺会自己打发时间；他已经背着双手，像个独行其事的鉴赏家似的朝书架走去了。伴娘跟随我走出房来，一面打呵欠——打得声音清晰可闻，嘴张得像个大洞。她既不忍住，也没掩住了嘴不让人看见。
伴娘随我一路朝电话所在的寝室走去，新娘父亲的大伯从过道另—端朝我们走来了。他脸上的表情一向极度恬静，在刚才路上汽车里大部分时间内使我产生了错觉，这时在过道里越走离我们越近的当儿，他却把脸上的表情翻了个儿；他像演哑剧似的，对我们用手势和表情招呼、致意，地道非凡，我呢，不禁咧嘴大笑，大点其头，作为回礼。他稀疏的白发看来刚梳过——简直看上去还刚洗过，似乎他在这公寓的另—端发现了窝藏着一家小理发店。等他走过我们的身边，我感到非回头去望望不可，等我真回头去望时，他对我使劲地挥挥手——打了个幅度很大的、表示“一路顺风、快快回来”的手势。这使我大大地振作起来。“他是怎么回事？疯了不成？”伴娘说。我说但愿如此，说着把寝室的门打开。
室内摆着—对一样大小的床，她在其中的一张上沉重地坐下来。那正是西摩的那一张。电话就在床头柜上，近在咫尺。我说马上给她送杯酒来。“别费心了——我就要出来的，”她说。“你不见怪的话，请把门儿带上。……我可不是怕人听，不过我打电话总得把门关上的，”我跟她说我恰恰也是这样的，说罢拔脚就走。但是我正要转身走出两张床之间的地方，留意到靠窗的长椅上有一只可折叠的小帆布旅行包。乍看之下，我当它是自己的那只，从宾夕法尼亚车站一路上靠自身的动力奇迹般地来到了这公寓套间。再一想，这准是布布的。我走过去。旅行包没拉上拉链，只消一望里面放的东西最上面的一层，我就知道到底是谁的了。再一望，望得更清楚了，我看清在两件洗干净的陆军发的防晒衬衫顶上搁着—样东西，这东西我想是不该撇在室内让伴娘看到的。我把它从旅行包里拿出来，塞在一边胳肢窝里，对伴娘友好地挥挥手，她那时已经把—个指头塞在拨号盘上她打算拔的电话号码的第一个圆孔里，正在等我离开房间，于是我随手带上了房门。
我在寝室外令人惬意地安静的过道上站了一会儿，纳闷着该如何处理西摩的日记本；我该赶紧找补一句，这正是我从那帆布包里头的东西顶上拿来的。我第一个建设性的主意是把它藏起来，等客人们走了再放回去。我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把它拿进浴室，撂在放脏衣服的有盖大篮里。然而，再想想，经过了—连串复杂得多的思考后，我决定把它带进浴室，阅读其中的一部分，然后撂进放脏衣服的篮子。
这一天啊，确确实实不但多的是情不自禁的手势和暗示，而且也广泛地出现通过书写文字来传达的信息。如果你跳进坐满了人的汽车，命运之神却转弯抹角地苦心经营，使你在起跳之前，身上带着拍纸簿和铅笔，以备万一有个同车的是个聋哑人。如果你悄悄走进浴室，你最好还是抬眼看看，看有没有什么简短的留言，不管是否稍微带点启示性，高高地写在脸盆的上方。
多少年来，在我们这个只有一间浴室、却有七个孩子的家庭里，有个也许已经用得发腻然而行之有效的习惯：用一薄片沾湿的肥皂在药品柜的镜子上给彼此写上留言。我们这种留言，总的说来，内容通常是分外强硬的责备和（这也并不少见）不加掩饰的威胁。“布布，用好了浴巾就拣起来。別让它留在地板上。你亲爱的，西摩。”“沃尔特，轮到你带佐和弗上公园去了。昨天是我带的。你猜是谁写的。”“星期三是爹妈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广播后别去看电影，别在电台逗留，否则要罚你款。这对你也适用，巴迪。”“妈妈说佐伊差一点把洗涤剂给吃了。别在洗涤槽边放有点儿毒性的东两，免得他拿了吃下去。”这些当然都是我们童年时期所写的留言，但是好多年以后，当西摩和我以独立生活等等为名义，从家中分出，自己搞了一套公寓时，他和我也只在名义上抛弃了这个家中的老习惯。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干脆把过去的肥皂片儿丢掉。
我胳肢窝里夹着西摩的日记本躲进浴室，小心地随手把门关紧差不多马上就瞥见一条留言。然而这不是西摩的手迹，而明白无误地正是我妹妹布布留下的。不管用不用肥皂，她的字迹几乎总是小得难以辨认，所以她挺容易地把下面这条留言全部写在镜子上：“木匠们，把房梁抬高些。新郎像阿瑞斯那样来了，个儿比高个儿高得多。你亲爱的，欧文·萨福，乐园制片公司过去的特约作家。请你务必跟你那美丽的穆莉尔生活得幸福幸福幸福。这是道命令。我在这一带衔头比任何人都高。”上文引用的那位特约作家，我不妨提一下，一向是我家所有的孩子特別宠爱的人物”——各人爱好的时期是适当地交错的——这主要是由于西摩对诗歌的鉴赏力给了我们大家莫大的影响。我把这几句引文念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在浴缸边上坐下来，打开西摩的日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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