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骑牲口
马在农村主要用来犁地、打场和运输。很少看见社员们骑马。我看见周民锋骑黄瞎子摔了。也看到沈秋飞骑过红瞎子。而我自己则从未骑过马。只是骑过毛驴。
第一次骑毛驴是在收工回去时。社员鼓励我试试。骑上去之后，毛驴逐渐加速。我就勒缰绳。谁知道越勒缰绳，毛驴跑得越快。路旁边是块茬子地。我生怕摔在茬子上。终于过了茬子地，我马上跳下来。后来才知道，勒缰绳是要毛驴加速的意思；只要松开缰绳，毛驴自然就会减速。
后来还知道，骑马要骑在靠近头颈处，骑驴要骑在靠近尾巴处，骑骡则骑在中间。再后来，做了保管员偶尔会要用毛驴驮点东西。回程时便会优哉游哉地骑在驴背上。
年，有一次去水田送东西。回来时社员说，将牛牵回去，也可骑回去。我于是将手按在牛背脊中间，蹬地一跳，想骑上去。谁知道牛背皮和牛脊梁骨之间是可以滑动的。一用力，身体竟翻到牛的另一边去了。
（二）看病和生病
到翻身大队集体户的第二年，腰上开始长疖子。于是到大队卫生室去看医生。医生好像姓王。他说，西医认为这是感染，可以借助红膏药或黑膏药使疖子成熟出头。但是，一个疖子出头后，另一个疖子又开始发展。他又说，中医认为这是火大，可以用蒲公英、车前草、苦麻菜熬汤喝，用于去火。我试过几张红膏药，疖子换地方再生后，吃了一段时间的草药。果然，以后再也没有发过。
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起床后觉得右侧胸闷，呼吸时略有痛感。于是，又去找医生。他问了症状后说，应该是急性胸膜炎，如果任其发展的话，会造成胸腔积水。他用链霉素和雷米封给我治疗。我回家再翻《赤脚医生手册》，觉得他说的是正确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感觉恢复正常了。9月份大学招生体检时，说我的右胸有钙化点，但无活动性病变。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医生。
夏天，我们有时会去东辽河里游泳，我还喜欢从较陡的河岸边跳水。结果，耳朵进水，发展成中耳炎。年招生时基本已康复，但仍有痕迹，因此被涮下。事后，分管别的公社的上海慰问团成员还特地来我们集体户，问我是否有情绪。为此事还住了一夜。我还真没有什么情绪。
在农村期间，还发生过一次煤气中毒。由于我们烧炕常用不能发明火的碎柴禾，如果屋里烟道再插上烟插，更容易导致因为柴禾燃烧不充分而使生成的一氧化碳泄出。有一个晚上，我外出上厕所时，觉得头晕。迷迷糊糊摸回炕上。第二天早上醒来，仍有些头疼。另一个去出工的男同学不久就回来了，他也说是头疼。
（三）换工
在农村期间，农民家里如果有活要请人帮忙，会找人换工。请你去帮他干一天活，他供你午饭，还给你10个工分。我印象深刻的是乔振玉请我换工。我不算强劳力，所以很感谢他。那次干的活是在甸子里打草作柴禾，用的是大刀。
（四）树未成材
我们集体户院子的墙外栽了一些树，呈灌木状，始终没有成材。听社员讲，如果在秋、冬时分将靠近地面的部分割去，第二年春天树枝再发出来时，进行适当剪枝，可能会长大。年9月底上学去之前，我又问了一些人，都说可以。于是，我花了些时间将枝杈砍了下来，堆在院墙内。心想，这样做既有了冬天的柴禾，明年又能使树长好。谁知最后听到的消息是，第二年这些树并没有长成。真的是十分后悔和遗憾。
（五）富农
那是刚到农村后不久的事。有一天，下地干活时和乔振富在一起。突然，他说：“队里就我是富农。”我听了有点吃惊。之前，只觉得他聪明能干，不知他是富农成分。他说，解放时他正好十八岁。富农的定义是吃了三年以上的雇工剥削饭，显然他不够这个条件。当然，也可能是定义为土改时父亲是富农，他已成年。那么，他满足了这个条件。所以，乔振富应该是介于富农和富农子弟之间。他还说，亏得文化革命救了他。因为，他过去有病不参加劳动。而在文革中强制富农劳动，他的身体居然恢复了。他的儿子叫乔树林，也被称作富农。可悲的是，不仅富农的子弟是富农，他的子弟还是富农。它们在政治上永远受到歧视。
（六）农村的劳动
到泥家窑几天后，便开始了以劳动为主的生活。由于之前从未好好地干过体力活，最初一定是丑态百出。我曾想不通，为什么还干不过年龄比我们小的半拉子？老农的解释是，半拉子们看也看会了，而我们都得一招一式地从头学起。
不久，开始了春耕。为了照顾我们，我被派的活是踩格子。前面的将地犁开、撒上种、再合拢，我们将垄台踩紧以保墒。这是妇女和半拉子们干的活。单调的走步使人昏昏欲睡。农民说春困秋乏，感觉真的是困。以后几年，春天的活改成刨茬子、送粪，好像就不困了。
春耕后不久就开始了夏锄。我近视，看不清楚草和苗的形体差别。后来发现，草的颜色很绿，而苗的颜色泛黄，也就能正确区分了。不知是否是因为我的这一说法，集体户有一个同学说他色盲，于是从不参与除草和开苗。
看着农民的锄头起落精准，高效地除去苗间的草，感觉农活真像是一门艺术。第一年，因为效率和体能的问题，我们还总赶不上趟。真的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不过，地头总会有人（如乔振玉等）来“接一轱辘”。后来发现，有人虽然不慢，却是在糊弄。右边的锄头正常拉回来，左边的锄头推出去，地皮的颜色是变了，但细小的草根并没有被切断。于是，铲第二、第三遍地时，某些垄特别荒。有时还能回忆出铲第一遍地的那人是谁。
夏锄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干活的时间特别长，从早上4点到晚上7点多。不过，休息的时间也长。上、下午各休息一次。记得那时倒地就能睡着。上大学后，每年6月会去上海郊区参加“三夏”劳动。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6点干活，把一帮号称工农兵学员的累得够呛，有的人连走路都瘸了。而农民晚饭后还要干场院的活。到八月份的“双抢”就更忙，劳动时间更长。感觉上海郊区的农民比东北的农民辛苦太多。
夏锄期间，还有土豆收获，拔麦和种白菜。拔麦被称为三大累活之一，所以生产队总是安排聚餐。也算是庆祝收获。
从挂锄到秋收约有两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主要是积肥和灭虫，劳动强度较低。高粱容易起孽虫（蚜虫）。严重时高粱叶上的蚜虫密密麻麻，令人不寒而栗。瓶里灌上稀释的农药，走进高粱地朝每株高粱秆抹一下，就可有效地杀死蚜虫。积肥是从每家的粪坑里掏粪，和从牛圈内起出的粪合堆成一个粪山。说是粪山，其实是土和粪的混合物，以土为主。第二年春天播种前，将它们送到地里并均匀地扬开。
农民说，秋收前如果能到地里把即将结籽的大草砍掉，第二年的地里杂草会大大减少。听上去是事半功倍的活，在我印象中却从未做过。可能是我们的农活不多，能忙得过来。
秋收要在九月中旬以后开始。十月份，早上已有霜。手抓在带霜的秆秸上，感觉冰凉。割地是以割高粱为主。年以后，由于玉米高产，种植面积才开始大于高粱。割高粱的强度不大，除了捆的时候略需弯腰，基本上是站着干。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割高粱的速度不慢于任何强劳力，甚至还和青壮年劳力并排比试过。不过，自己知道，由于高粱捆偏大，不如老农民捆得紧。
割地之后，便是将收割后的庄稼拉回场院。之后便是在场院内的工作。在场院里干活，印象中就是扬场、装包和扛包。这些活比较轻松。之后，好像就没有活干了，除了铡草。为牲口铡草也算是一种累活。因为不需要很多人干，只是偶尔轮到而已。记得在冬天是早上8点干活，下午4点收工。那时一天只吃两顿饭。中间回来吃饭和休息。工分为8分。记得好像不是每人每天都有活干的。除了铡草，不记得还干过其他什么活。
记得年冬天，在回上海探亲之前，在队部的炕上学编了一张炕席。那时，每晚都有社员在队部唠嗑。有一天注意到一些人鬼鬼祟祟地说话。询问后得知是林彪出事了。
不知从哪一年起，农村的春耕、春播就要受到公社一级的指导和督促。主要是早种、早播。东北无霜期短，适时早种、早播是应该的。早种通常墒情较好。但是，万一寒潮回流，会造成播下的种子粉掉，只好重来，严重浪费了人力和种子。后来几年，这种指导和督促愈演愈烈。真是不懂，难道农民不会种地了，要靠领导教？毕竟农民是直接利益者，知道如何做最合适。
在农村期间，逐步讲科学种田。于是出现了间种套种，三株高粱，使用农药和化肥等等。当时觉得种地都种出花来了。但是粮食产量仍不尽人意，经常达不到人均四百五十斤皮粮的基本目标。后来看到周民锋第一次回泥家窑写的农村承包后出现的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的报道，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只能解释为生产关系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
（七）读书学习
冬天夜长。由于没有光污染，星空格外清晰。可惜的是，没有向佘师和学一点天文，只认识少数星星，例如银河，牛郎、织女星，金星，北斗七星和三星。三星的位置是农民们用来判断时间的依据。
当时，可读的书很少，主要是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几天就把它们读完了。后来，得知范晓雷带了一套《鲁迅全集》。于是，向她借来阅读，读完了鲁迅的所有杂文。
有一次，收工时和半拉子王文德走在一起。他向我讲了许多当地人的待人处世的哲学。真是少年老成。但是，实在不敢苟同他的许多说法。多年后，仍不喜欢东北的一些文化和处世哲学。虽然，王文德深谙待人之道，他自己却并未在此环境中如鱼得水。
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沈洋公社翻身二队泥家窑的四年半中，可能因为年轻，并未觉得苦和累。也未认真地考虑将来。在那里，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社会，接触农村和农民，并得以逐步独立成长起来。但是，插队落户使得一代人失去了进一步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借这次“插队落户五十周年”活动，回忆了一些当年的经历，也算是对自己青春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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