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第一（ID：Readfirst）一道关卡切割成两个世界。关卡的一边，要说粤语写繁体；过了这道关，粤语被迅速切换成普通话。图片：源于《过春天》朝六晚六，从一个口岸到另一个口岸，这是电影《过春天》里的画面，也是成千上万“跨境学童”的日常。图片：源于《过春天》出生在香港，拿着香港身份，却在深圳居住。因为身份的特殊性，这群由庞大数据构成的“跨境学童”。在每天清晨，如潮水般涌向深圳各个口岸，跨过深圳河，出关到香港上学，晚上再返回深圳家中。变化始于年年末。一场疫情，让原本重复、有序的生活被打乱、“重塑”。是继续“坚守”香港教育，还是回流到深圳学校，受制于政策、资源、经济能力，不同家庭在时代洪流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不同的抉择。01疫情前的生活：重复而有序清晨5：30起床，一路驱车送孩子到达深圳湾口岸，将孩子交由校车后再返回家中。临近5点半，准时来到口岸等候，再把孩子接回家...这样的生活，南南妈坚持了三年。在升五年级后，孩子有足够能力自己搭乘公交往返港口，南南妈终于得以“解放”。而在更早以前，孩子还在读幼儿园时，从深圳到香港，南南妈一路过关，亲自将孩子送到学校。做义工，在学校附近的商城逛街，在孩子上课的时间里，南南妈和其他深圳家长一样，用不同活动打发漫长的等候时光。直到等到孩子放学后，近1个半小时的公共交通再把她们“装载”回家。今年，南南升了初一。囿于疫情，南南所在的学校对内地学生采取上网课的形式。担心孩子专注力被分散，南南妈会在孩子上课的时间全程“陪读”。图为南南读小学时的课程表“我稍微出去一下，他可能就去玩游戏了。”网课的另一端，香港老师在教室的讲台上授课，语言在英文和粤语间切换，台下稀稀拉拉坐着香港本地同学。不同于南南妈，橘子妈为了缩短孩子上学时间，几年前，干脆在福田口岸附近的小区买了房。“孩子之前每天往返学校要四个多小时，我不想孩子那么辛苦。”这个抉择对于橘子一家来说，因为今年疫情的到来，成为了一场明智的投资。这场疫情加速了学生的回流，也加速了学区房的涨价。拿福田口岸的皇岗举例，此地一度出现抢购学区房“热潮”，好的学区房普遍涨价了10%～15%。头天看一套学区房万，第二天就涨到了多万。在秋季开学前，长达三个月时间里，橘子妈带着橘子四处面试。但面试之路并不顺遂。因为长期受英文环境浸润，橘子的中文读写能力欠缺，在最开始橘子被深圳一家著名的私校拒绝过。所幸，在开学来临之际，离家三公里的一所国际学校向橘子投来橄榄枝，学费每年近15万。“我身边好几个家长去年就在筹划这个事情，有些回到了公办，有些选择了民办。”南南和橘子是近20万跨境学童家长的“写照”。据报道，从年港澳自由行开始，到年“零双非”政策的实施，10年间，有超过20万的“港宝”在香港降生。这当中，有超过3万名学童每天涌入口岸，跨境入学。不过，不同于外界给予他们“苦大仇深”的标签和形容词藻，至少在疫情来临之前，家长们对于自己的抉择及香港教育充满了信心和乐观。而如今，这些家庭所面临的复杂情形，让他们当中众多人措手不及。图片：源于新浪02群像：跨境学童“回流”之路昔日热闹、拥挤的港口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寂寥起来。夏天快来临的时候，随着疫情的一度缓和，教育局安排部分学校中三至中五的深圳学生跨境入学。就在家长们期待更多的好消息时，第三波疫情来袭，在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关口再次被“闭合”，学生们又恢复了线上上网课。部分不满于网课形势的家长“扬长而去”，“回流”到深圳的本土学校。而张耀（化名）一家的抉择发生于更早之前。年，张耀一家移居到香港。10岁的孩子在家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书。香港的空气好、温度适应，孩子适应得也很快。在最开始，一家人对香港的生活感到满意，直到下半年，不安开始笼罩这座城市。他们一家坐电梯，出去买东西，在说普通话的时候，路人看向他们的眼神充满敌意，在新闻里看到大大小小的混乱后，张耀在年底迅速做了一个决定，离开香港，搬到深圳去。深圳某知名国际学校的吴郁老师（化名）在去年年底，接待了众多和张耀有着类似经历的家长。彼时的11月，学校举办了一场奖学金发布仪式。在典礼结束后，学校校长和校董被急切的家长团团围住。他们的孩子都在香港读书，他们表示想要迫切回到深圳的学校，请求学校安排面试，紧急入学。“当时，这些家长都非常担心，也非常害怕”，吴郁在回忆起这段时，依旧记忆清晰。但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起“回流”的成本。在外界看来，选择回流深圳的“跨境学童”拥有着众多选择：就读国际学校/国际班；就读专门的港人子弟校或港籍班；就读深圳公立学校。优质的教育由优质的师资、课程构成，而这背后“承载”的是金钱与资源。前两者学费的高门槛竖起了一面高墙，将大部分普通家庭拦在墙外。拿国际学校举例，深圳国际学校普遍每年收费在15万左右。港人子弟校每年收费也在1万5—4万不等。纵然年深圳出台了政策，跨境学童可凭积分入读深圳的公办学校，这使得上学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是深港两地的教学、课程设置大相径庭。孩子是否可以适应，是否可以跟上，加上目前并没有明确政策规定，“跨境学童”将来是否可以参加内地高考。这些都是摆在“跨学儿童”家庭面前的难题。而眼前更急切的难题同样将一部分试图“回流”的孩童挡在门外。图片：源于《过春天》“深圳教育之伤”，这是某财经媒体对3万跨境学童的形容。庞大数量的适龄儿童对于深圳“捉襟见肘”的学位名额而言，犹如把一头巨大鲸鱼投置于鱼缸。背后牵扯的问题是深圳薄弱的基础教育远远跟不上其高速发展的经济速度，人口膨胀速度。据《年深圳统计年鉴》数据统计，年，深圳小学数量所，年这一数据增长至所，增加了1.51倍；年，深圳常住人口31.41万，年这一数据为.83万，增加了近40倍。过去40年间，深圳凭借其开放的政策、创新力、活力，吸引着源源不断的年轻人的涌入。至此，深圳由一个沿海“渔村”发展成为如今全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城市、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乃至世界一线城市。然而在这漂亮的成绩单背后，深圳教育却犹如一个蹒跚而行的老者：在年，深圳有7个区发布小学与初中一年级的学位预警，据不完全统计，学位缺口近6万个。此外，深圳的普高入学率也让家长们心忧，年深圳普高入学率只有43.85%，相比较之下，这一数据在北京为85.7%，上海为65%。学位的不断告急和巨大空缺，在近年来，日趋加剧着家长们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也加剧了部分人乃至企业对深圳的失望。失望的结果即是部分“深漂”年轻人在深圳工作几年后，因为下一代教育问题不得不回到老家；也是大小企业的陆续“北迁”，因为在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那里有更多顶尖学府，更好招到人。而那些奔波两地，跨境港宝家长的选择，是深圳特区四十年下，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一个缩影。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这所有的不确定性裹挟着部分家长做出抉择：疫情之下，他们仍旧坚守香港教育，等待通关复课。在深圳近3万的家庭里，一根网线链接起大陆和香港，内地孩子在网络一端上网课，香港老师和本地同学则在教室的另一端。03网课下的冲突“又把门关了，我敲门他根本就不开，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在过去两个月里，南南妈不止一次听到其他家长的担忧和抱怨。一开始，大家都很守规矩，开着摄像头，大家从窄窄的屏幕里还能看清彼此的脸庞，但渐渐地，摄像头越关越多，到后来，老师也不管了。南南妈对南南的“自控力”颇为满意。如今上网课，全班9个内地学生，只有她儿子一个人还坚持开着摄像头。当然，南南妈也不敢放松。一次，她到楼下烧了个开水，回来时，发现儿子正在网上“闲逛”。因为是全职妈妈，她有大把时间“盯”着儿子。儿子上网课时，她在摄像头监控不到的地方，搬一个板凳坐下。这样的日子，从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1点，从夏天延续到冬天。而南南的同班内地同学们，他们的表现让他们的父母充满担忧却又无能为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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