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头牌冰棒”老板马燮庆的传奇人生
马兴邨
我的父亲马燮庆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闻名遐尔“马头牌冰棒”的创始人。
（马燮庆）
父亲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吴县。祖父马俊英早年在上海一家珠宝店学徒，后来单干当掮客（珠宝买卖中介人），生意时好时差，幸得祖母持家有方，维持全家生计，还供七个子女上学。大伯马轶群毕业于上海交大，后赴法勤工俭学；父亲排行老三，为减轻家庭负担，15岁便辍学到上海大北电报局做报务员，17岁进入英租界上海工部局财务处任职。这一时期，他与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一起，创办了党的外围组"蚁社"，并担任历届执行委员和总务部负责人，做了许许多多抗日救亡工作。
年上海沦陷，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父亲愤然辞职。为了生计，在友人资助下开办了一个主营蛋糕的小食品加工厂。年底来南京创办了南京玲玲机制冷食厂，并将产品注册为"马头牌"。解放后的年公私合营中，不要国家分文定息，将工厂和股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工厂更名南京糖果冷食厂，父亲作为资方任副厂长，直至年12月因病去世。
创建"蚁社"倡导团结
年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于年在上海与著名民主人士沙千里、章乃器等人发起创办了爱国青年进步组织"蚁社"，创始人还有许德良、任先、李伯龙等人。"蚁社"以指导青年人生修养、改造社会为己任，以灵活巧妙的斗争方式，取得了合法社团身份和公开活动条件，它的前身是"青年之友社"。之所以改称"蚁社"，是因为崇尚蚂蚁虽小力量单薄，但为了共同利益，能团结一致，不惜牺牲自己。父亲是蚁社执行委员，每天一下班就赶往蚁社，处理日常事务和管理财务。他还介绍母亲方同琦、姑妈马翔如、叔叔马燮文等亲戚加入蚁社。在每月的交谊会和每年新年同乐会上，他们都很活跃，父亲总是带头唱《大路歌》、《毕业歌》，姑妈爱唱《天伦歌》，母亲则喜欢唱《道情十首》。直到解放后，在我童年时，还常听父亲吟唱蚁社的社歌：蚂蚁是爱群互助的小虫／蚂蚁是有集团组织的大众/我们都是蚂蚁/不是吃书无用的蠹虫/在这光明与黑暗决斗的战壕中/我们要前冲，前冲，前冲／用蚂蚁的精神来播植新文化的种/使新世界的光明更加灿烂鲜红/起来，起来，蚂蚁大家起来/向前去做自由平等的先锋！
（左起：沙千里、李伯龙、马燮庆）
蚁社前后发展了七八百名社友。经过学习革命理论和实际锻炼，蚂蚁社友中成长起许多革命志士，后来担任南京市长的徐步、宣传部长的朱启銮、外贸部长的卢绪章以及国家七机部部长何惧、华东地区粮食局局长浦清等都曾是蚁社社友。蚁社前后存在了十年之久，直到年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
救助伤兵关爱难童
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19路军奋勇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蚁社遂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为抗日服务上。
由于当时战区蔓延扩大，大批伤员亟须得到及时救治，父亲与执委们四处奔波，最终选址愚园路上的华华中学校舍，创建了第19医院。医护人员除红十字会派来的，有不少是蚁社社友。要办多个床位经费紧缺难度不小，父亲得知后，即与李伯龙一道四下联系捐助，在较短时间内联系到一家娱乐团体原计划用来盖房的近万元巨款。同时，还组织了为前方战士募捐寒衣活动，募集到丝棉背心和手套余件。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前夕，前方炮声隆隆，军队开始西撤。为避免伤兵被俘，父亲与执委们决定，租借十多辆运输车辆，将多名伤员连夜转移至租界内一家英商洋行的巨大栈房内，并赶在天亮之前全部撤离。医院改名为"医院"。医院结束后，医院设备包括×光机在党组织安排下，妥善送往皖南抗日根据地，捐赠给了新四军。
年上海沦陷后，父亲又全身心投入到"工华难民收容所"的工作。这个收容所是由当时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发起、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兴办、由赵朴初、朱启銮、陈鹤琴、李伯龙及我父亲等人组织的（年后改名“幼幼教养院”），收容所的所在为上海天津路一所商行空房，于4月中旬开办，首次收容难童约人。上述难童多为党组织和慈善总会选送的，有的是烈士遗孤，他们年龄最小的七岁，最大的不过十四岁。父亲是难委会常委，从年至年连任三届。父亲关爱难童就像关爱自己子女一样，他每天一下班，顾不上回家吃饭就寻医买药为难童医治疥疮；经常亲自给他们剃头、洗澡；带他们去公园荡秋千、组织跳绳、踢毽子比赛；还教唱《大路歌》、《革命的小娃娃》、《黄水谣》、《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年难童收容所因故解散，这期间，父亲和同事们将难童分批送往延安和苏北抗日根据地。为遮人眼目，用"北上移民垦荒"名义与租界当局接洽获准离沪。他们中不少人成为建国后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来宁办厂一炮打响
年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父亲愤然辞职。后为了生计，他一度用区区的辞职金去唐山倒运煤炭，但终因不懂行赔了本。之后，与友人邱静央女士合资开办了一家主营面包蛋糕的小食品加工场，生意不错，靠此养家糊口。年岁末，举家搬迁来南京，低价收购了位于鼓楼傅厚岗由广东人开设的"鼓楼制冰厂”。后托在美国留学的四叔马燮芳代购了两台制造冰激淋的设备及20台大冰柜，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当时建厂资金的来源大致为父亲和邱静英各占一部分，其余则通过大伯、三叔、四叔、沙千里伯伯等亲友集资的。经过半年的筹建，于翌年春正式挂牌营业，工厂起名为"南京玲玲机制冷食厂”，产品注册为"马头牌。"玲玲"取自邱静英的乳名；品牌中的“马”则寓意有二：一为父亲姓氏，二取"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之意。年公私合营期间，又兼并了南京市的六家小冰棒厂，规模进一步扩大，产品不仅有各色冰棒、雪糕、冰砖、冰淇淋、蛋筒纸杯外，还新增了各色汽水及各式糖果等，由于物美价廉很快叫响南京，"冰棒一一马头牌一一马头牌冰棒"的吆喝声遍及大街小巷。
（当年小贩叫卖“马头牌冰棒”用的箱子）
年公私合营期间，父亲深明大义，毅然将工厂产权及股份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并不要国家分文定息。从此该厂正式更名为国营南京糖果冷食厂。父亲任副厂长，月薪为92元。不久，在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父亲宣布要向工人阶级看齐，将自己92元工资降为64元，并退还了两个月多拿的工资。当时我们家并不宽裕，除上面三个哥哥姐姐去当兵外，下面三个子女正在上学，而母亲当营业员月工资只有40元，一家人生活捉襟见肘，有时甚至靠典当度日。
抗美援朝送子参军
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父亲同母亲商量：国难当头，应为国效力，响应号召，送子女参军。当时大姐马启勇刚刚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现南京大学），二姐马启敏和大哥马兴邦正在读初中。父母决定送他们三人一起参军。亲友们得知后均为之不解，有的问“三个大的都走了，下面三个小的谁来照顾？”当时，排行最小的我还不满三岁；还有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父亲却不为所动，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来说服亲友，以求得亲友的支持。
当大姐马启勇在学校团组织活动时谈及父亲支持自己辍学从军时，师生们很受震动，感到父亲很不一般。学校由此邀请父亲在金陵大学召开的参军动员大会上发言，父亲欣然同意。那天，他特意换上一件新的棉袍罩衫，兴奋地走上学校礼堂讲台（即现南大礼堂）。父亲的发言令会场掌声雷动，也感动到了在场采访的新华社摄影记者邹健东，邹记者特地为父亲拍了张"送女参军"的新闻照片，刊登在年12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
（送女参军/年12月20日《新华日报》）
年南京新街口六华春菜馆厨师胡长龄被评上全国劳模，为扩大营业面积，胡与父亲协商，希望征用我家作为饭店的后场，条件是将广州路上一处32平方两居室（公房）换我们家兴业里27号楼上下带亭子间及大阳台近平方的私房，父亲竟欣然答应无条件交换。这在现在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直到71年父亲去世，一直住在换来的小房子里。
侥幸躲过文革一劫
父亲一生虽然组织上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党外努力为党工作。他最早加入了南京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合会，也曾担任过多届区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父亲对工厂的生产发展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对本厂职工也关心备至，感情十分深厚。早先冷食厂生产季节分明：四月份开工工人上班，十月份停产让工人回家，这是惯例。而父亲在淡季停产后仍然发给工人百分之五十的工资，春节那个月全额发放，让职工能有钱过个好年。职工伤病，父亲总是亲自上门慰问。
父亲早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时落下了严重的胃病，但他从来不搞特殊，不开小灶，坚持与职工同吃一锅饭。父亲与职工关系之融洽，还表现在"文革"中，当个别青年工人提出抄马厂长家时，竟被众多老工人阻拦，作为多年的资方厂长却没有在动乱中受到任何伤害，堪称奇迹。
年11月间，父亲早年废寝忘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时落下的胃病复发了，一夜吐血、便血数次，第二天住进了铁道医学院。当时身边无一子女，母亲拍电报将在淮安农村插队的我召回南京。医院时，父亲已被诊断为胃癌需要开刀。我医院领导、外科主任都进了"牛棚"，为父亲诊断和主刀的手一位刚刚毕业的实习医生，提出转院再复查一次，医院医院，所以转院的要求被拒绝了。但父亲仍积极配合治疗，他接受了当时推崇的针刺麻醉，手术时再痛也未哼一声。医生打开胸腔，才发现×光照的那块阴影不是癌，是一块脂肪，癌是假而胃溃疡是真，结果按胃溃疡切除了2/3的胃。术后父亲得知不是癌，心情一度轻松。但这种在现在看来的外科小手术，在那位实习林医生的主刀下，竟然导致两周胃肠不通，刀口发炎，14天后又开了一刀，仍无疗效。父亲旺盛的生命，被提前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他强忍着伤口剧痛，竟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此时病房里，无论是家人、病友，还是医生、护士，无不为之动容。
（敬告读者：自本期起，本号每逢周三、周六，上午九时推送新内容。——三、六、九，好记阿。期待与你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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