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长文，希望朋友们有耐心读完。
我在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时，曾经在老家搜集了一些故事。最让我感慨的是杨、陈两位县长的命运。他们分别让我想起了蒋介石和汪精卫。
另外，杨县长的儿子一直和我有联系，他一生中所遭遇的痛苦，我会在以后的作品中写出来。
还是回到具体的命运中来吧。接下来说说抗战前后两位县长的故事。由于时代久远，又逢特殊的政治原因，他们的生平与故事，如今在当地早已湮没无闻。我也只是近几年因为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缘故，才偶然知道了他们的一点事迹，并由此顺藤摸瓜，查阅了一些资料，又走访了当地一些老人，对当年共治永修的两位县长的作风与命运渐渐有了相对清晰的印象。
流亡县长
先说杨华松。虽然当时有属地回避制度，但杨华松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县官。早些年我曾听村里的老人们谈起过他，据说我爷爷那辈人还给他抬过轿子，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杨老爷有斤，甚至在日本人追赶时，也还要坐着轿子逃跑，累得轿夫们一个个叫苦连天。再后来是我回乡参加县一中65周年校庆，了解到这所学校就是他在山区里打游击时创建并且兼任校长。学校以“礼义廉耻”为校训，遵从“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而杨县长兼任一中校长，救亡、启蒙两不误，也算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政教合一”。
那个时代的县长，表面上看虽然像现在的某些县委书记一样权倾田野，实则没有多少实权。在古代，一向是“客不修店，官不修衙”，因为没有这份预算。汉代才有郡财政（这相当于元明清时代的省财政），直到年才有县财政。没有财政支配权的县官要想修衙，不是自掏腰包，就是税外收费，或者向上级打报告争取拨款，但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既然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列位县大人通常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年1月9日，清廷正式颁布法院编制诏令，正式宣布行政官与法官分离，县长的审判权旁落，可以借机渔利修衙的机会就更少了。
虽然后来勉强有了县财政，整体而言，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仍沿袭“包干制”，县长在任期间，只能领点可怜的工资，既无钱修衙，又无地可卖，也不置公物。新官上任时，甚至连总理遗像、党旗、国旗都要自己带上。若不捞点外快，一年县长下来，这县长就破产了。至于沦陷区，更流行“背包县长”，背一个布包，悬一颗县印，将流亡政府演绎到了极致。我曾谓有些官员，头脑简单，遇事只知动用武力，真可谓“穷得只剩下条枪”，而当年这位杨县长，受日军的封锁追剿，活得颠沛流离，虽然拉起了一支队伍，却也因为缺粮少盐，真落得个穷得只剩下条枪了。
不过，就这么一个胖乎乎的县太爷，走到哪里自己都是国军的“辎重”，能够在日本人的枪炮边上维持县政府“金枪不倒”，也实属不易。由于实行“焦土政策”，在日军大兵压境之时，国民县政府先是纵火烧毁了县城，然后将政府迁至云山山区。其后几年间，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日军久攻不下。
上中学的时候，我曾“暗访”过这片深山老林。那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学校组织了一卡车的中学生去山里打火，一直折腾到晚上两三点，像当年鬼子一样历经千辛万苦。好在终于没有引火烧身，否则读者就看不到我这篇文章了。
说到杨县长抗日，不得不提的是年9月4日的云山堵击战。当时日军痛下决心，出动了多人上山下乡清剿国军，不曾想被“杨家将”打了个落花流水归去也。由于这是在日军十倍于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的一次大捷，此战获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省政府的嘉奖，县政府也因此收获了52箱弹药、40发“八二”迫击炮弹及两千块大洋。国民党《中南日报》、《民国日报》还以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云居山下
“马上要实行宪政”
让杨县长更风光的事当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据当事者回忆，年9月15日早晨8点半，在流亡县政府的小广场上，全县各公法团的全体官兵和县中师生员工共五百多人庆贺复员还治。站在前列的学生，除了高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还举着几幅布条对联。其中一幅是“五载守故乡，艰苦久尝悬壁胆；四知遵祖训，清廉惯饮在山泉”。
何谓“四知”，另有典故。据《杨氏宗谱》记载，杨华松是史上著名清官杨震的后代。杨震生在东汉，为官办学，得一世清名。据说，有一年他去山东赴任，半路遇到一位前来送“脑白金”的老部下，杨震不想与这位故交交出事故，拒不收礼。对方便说，今夜月黑风高，正是行贿的好天气，我趁着夜色送你点东西没人知道。一来二去，杨震便给那人做了一次流芳千古的思想工作——“岂可暗室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这就是《后汉书》记载的“杨震暮夜却金”的故事，杨震也因此得了个“四知先生”的美誉。
同样备受礼遇的还有杨华松。就在这一天，这位民国版的“四知先生”，由四位健壮的民夫支着轿子，像骄傲的国王一样巡视“恭候杨县长出山还治”的人马，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待终于到了可以举行盛典的大村庄，那里同样旗帜招展、人山人海，更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和“促进地方自治”的标语。在这次团结的、胜利的庆祝大会上，杨县长还发表了重要讲话：
从民国二十九年（）年主持永修县政已五年零九个月了，我始终一本三民主义宗旨和守土有责的革命军人天职，保住了云山这块抗日根据地，与凶狠残暴的日寇进行过数百次大小血战，共歼灭日寇百余人，生擒日军五人，策动汪伪组织人员弃暗投明者八十多人，消灭死心塌地为虎作伥的汉奸二十余人。这都是中央和委员长领导有方，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全体将士用生命而取得的。现在抗战是胜利了，但建国大业还很艰巨，马上要实行宪政，县是一级地方自治单位，要搞好地方自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恪守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导的教诲，以抗战的精神和毅力来完成地方自治……
这些文字难免给人一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悲喜滋味，更让人感叹那一时代人们的理想。在我搜集整理民国时期的旧文献时，曾经读到当地人在年写的《赣江南北》，作者为沈传蕃。该书由蒋经国题字并作序。当时沈在蒋经国手下一起建设新赣南。作者在书的结尾写到自己的一个梦想：破坏和平，蔑弃人道的法西斯强盗德、意、日拖到年秋天完全崩溃，日皇退位，日本实施民主政体，并解除全国武装，而中国也在几个月后开始实施宪政，颁布宪法，实施选举，“劳苦功高的伟大领袖——蒋总裁，当选为第一任大总统”，而作者也回到老家，成为第一任县长，重修县政。
不知作者如何准确预言二战在两年后结束，接下来是下面一段：
我那夫人的本领真大，一连生了五男二女，这时都成了人。长子学习海军，做了海军少将；二子学习陆军，做了陆军中将；三子学习空军，做了航空队长；四子学工，做了某大工厂厂长；五子学习政治，就在本乡做个乡长；大女儿学医，在自己家里，医院，以利本乡贫苦大众；小女儿学教育，就在乃父所办的学校里执教鞭……我虽年逾古稀，因平日修养有方，体格还很强健，就慨然同着夫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跟长子游遍了南洋，跟次子游遍了全中国，跟三子游遍了欧美。这时我国已经是东亚的一等强国，天下的刀兵，早已化为玉帛，国际设有一强有力的和平机构，政府和人民，得以全力从事于科学之研究，所以出产丰盛，物质文明，旅客是乘飞机往来，交通极便利，天涯若比邻。
可叹历史并没有像沈传蕃梦想的那样走向和平，而是走向了一场新的残酷的内战。
庆祝大会结束后，接下来是夜间千人大游行。人龙所到之处，无不灯火通明，许多人兴奋得一夜未睡，以为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至翌日清晨，游行队伍抵达小堡村附近时，离日军驻地仅几里之遥。而杨县长平生办的最窝囊的一件事，便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谓之“最窝囊”，当然不是说杨县长“马上要实行宪政”、“搞好地方自治”的梦想很快泡汤——这是全中国的大窝囊，小小杨县长如何担得起这个责任。杨县长的“最窝囊”是：当他率众行至修河南岸，准备去接管伪县政府并接受驻当地日军投降时，发现远处前来投降的日军军容整齐、刺刀闪闪。由于害怕日军诈降，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一干人等便在河边一个村庄躲了起来。
很不幸，就在杨县长隔岸“静观其变”的半个月里，汪日政府及日军留下来的绝大部分物资钱财都被其间赶来的国民党第三十集团军师第团“劫收”。待杨县长终于壮着胆子被人抬到修河北岸，该团早已满载而归。国军留给杨某人的，只有两匹日本战马、一只狼狗、40条破枪以及保险箱里若干无用的储币。除此之外，还有12位“县伪汉奸”等着他收监看押，其中包括汪伪县长陈允兹。
三重牢
和杨华松一样，县长陈允兹同是本地人氏，其父陈法禄在清末曾经考过拔贡的功名。可怜陈允兹还是个遗腹子，由母亲阮氏抚养成人，并由外祖父资助入学，在九江师范毕业后，先是做了县城小学的教员、校长，后晋升为教育科长、县党部书记。～年间永修沦陷后，各地搞维持会，再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汪伪县政府，陈允兹便做了“刺刀下的县长”。据说，陈当时之所以能当上县长，还因为有汪兆娥牵线搭桥，到南京面见了曾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
汪兆娥并非什么名人。民国时期，永修有两个女人与当时政界风云人物关系不浅。一是吴城章亚若，即蒋经国的地下夫人，在生下蒋孝严、蒋孝慈后离奇死亡；另一位即汪兆娥，她是汪精卫的四姐。早年，汪精卫的父亲汪琡带着一身师爷本领在广东做了番禺县长王彤阁的幕僚，即现在所谓“战略知识分子”。由于共事同心、肝胆相照，两人不久便结成了儿女亲家。汪兆娥奉父命嫁到了本地大埠王村——王彤阁的老家。待王家父子先后过世，汪兆娥孀居寡欢，便就近改嫁了姻亲陈赋园，并育有一子陈世英。辛亥革命后，汪精卫路过九江时还特地绕道乡下探望四姐。三十年代，汪做了行政院院长，陈世英曾经满怀希望到南京求官，只因他既一无所长，又无文凭，所以只被汪安置在铁道部的图书馆里做了普通职员。年年底，永修北岸沦陷时陈世英抛下汪兆娥逃到了南岸山区，投靠了于此避难的国民县政府杨华松。两年后，当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陈世英当年之离母而逃亦被解释为“大义灭亲”，受到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的高调表彰，并且当上了县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
汪日政权建立后，已年届七十的汪兆娥有心前往南京投奔胞弟，谁知刚出本地便遇到了一股游击队。同年3月22日由汪日政权主办的中联通讯社还详细报道了几位日本兵“勇闯匪窟”解救汪兆娥的英雄事迹。被解救后，汪兆娥答记者问，表示自己一切财产都被匪徒抢劫，所幸生还，余下之愿望就是早日赴宁面见亲弟。据说，陈允兹便是借着这次机会去南京拜会了汪精卫。而汪兆娥从此便和汪精卫、陈璧君生活在一起，未再回永修。
历史自然不会记住汪兆娥这样的小人物，她只不过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花絮。剩下的故事，我只知道汪伪政权倒台后，汪夫人陈璧君在南京羊皮巷的观音堂藏宝，便是听从了汪兆娥的建议。谁知后面这位小脚老太太天天去庙里烧香，被人跟踪，最后被抄了老底。
年，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召开时，远在南洋的陈嘉庚拍来“十一字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和汪精卫一样，由于有过同日本人屈辱合作的经历，陈允兹很快被人戴上了“汉奸县长”的帽子。不过，就事论事，当地人对他的印象竟然好过国统区的杨县长。
一边是同仇敌忾，一边是通力合作，然而历史却没有那么简单。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则有关陈允兹的文史资料，始觉此人颇不寻常：
今天，陈允兹其人已经作古三十五年了，可是他四十年前行止，在人们的脑海里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年岁较大的老人偶谈起那段惨痛的往事，无不感叹地说：“陈县长”（老年人还是这样称呼他）是个好人！他在鬼子的屠刀下救了好多老百姓，那时候要是没有他，陷区人民不知要怎样遭殃。（王启坤《汉奸县长陈允兹》，《永修文史资料》）
其后，无论是我陆续搜集到的一些文字资料，还是我回乡偶得的有关他的口述历史，都表明这位“汉奸县长”为当地的确做过不少好事，简要说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日人刺刀下救人无数。比如，某天有几个鬼子遭国军便衣袭击，导致大量群众被日本兵抓捕与拷打。陈闻讯后偕同日本联络官，亲赴南昌日军师部交涉，言明本地良民对此袭击并不知情，只是中国军队所为，得到了日军师部谅解。又有一次，一位上街买菜的日本兵遭便衣枪杀，为了报复，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一街百姓全部拘捕并且钉死门窗，准备烧杀泄愤。紧要关头，陈允兹来到现场与日军头目交涉，表示若不释放群众，宁可不做这个“县长”，日军只好就此让步，改罚这一街人在铁路边跪晒两小时的“日光浴”，一场浩劫由此避免。年间，日军苦战湖南，在永修强拉民夫四百余人，交给伪警察局看管。陈暗令警察局长从后门放跑所有乡亲，待鬼子前来提解，已是人影全无。面对鬼子的责问，陈一问三不知，只当是在“打酱油”。
其二，体恤阴阳界和国统区民众的疾苦。由于日本人控制了生活物资尤其是食盐的供应，这些地方常年少盐吃。为此，陈允兹给这些地方暗中运盐三万斤。平时押盐时，保安团还会配合农民偷走几船盐。若是有贩盐的被日本兵捉到了，陈也会亲自去当保人，将他们保出来。
其三，支持国民政府抗日。为了和国民县政府保持联系，陈允兹在县城南门修河对岸（属阴阳界）设碉堡一座，明为保卫县城，暗为与杨华松部联络方便。鬼子有什么行动及时传递，国统区来人也在此接头。若要进城，碉堡还派人负责护送进城，所以这位伪县长家常有不速之客，只是对鬼子“瞒天过河”。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也许是坚持做了几年好事，问心无愧，或认为可以将功抵罪，所以在日本人撤退时，陈允兹并没有因为畏惧“汉奸”身份外逃，而是将伪政府改组为“永修县治安委员会”，维持当地治安并协助国民县政府办理接收事项。后惩治汉奸条例颁发，南昌高等法院根据国民党政府惩治汉奸条例“不问职务大小，只问行为若何”的规定，顺应民意，上报最高法院判处陈允兹有期徒刑三年。据说得知陈被收押后，永修十四个乡镇的百姓思念前情，纷纷具状请求政府宽待。
接下来的故事无比凄凉。三年后陈允兹刑满释放，回到县城。以“汉奸”之名服刑自有万般艰苦，不过他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在国民党的牢里一次坐完。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很快陈又面临新政府的追查。为了避难，有天晚上陈允兹带着儿子逃到了修河边距县城只有五里地的一个陈姓村庄，从此一直生活在地下室里，直到年9月被公安抓获。
因为同是陈姓的缘故，起初我误以为这个村庄便是陈的老家，在后来的寻访中才知道另有隐情。据该村陈章天老人（生于年）说，村子与陈允兹并无关系，而他之所以能够在这里生活几年却不被发现，也是因为“陈县长”为该村及当地做了许多好事，“大家都念他的好”。比如有年冬天，日军因为铁路被炸抓了包括陈村在内的许多村庄的农民，就在大家即将饿毙之际，被陈允兹说情救出。农民纯朴，不识主义，却多知感恩，所以陈一旦落难，自愿鼎力相救。为了帮他藏身，村民们先是搭了一个茅棚，后来又特别为他挖出一个地下室。全村十几户人家，轮流给他送饭。因为担心人多嘴杂，后改为由一户人家包饭。谁知几年后这家的女人不小心跑了口风，终于东窗事发。据陈章天老人说，事发那年夏天，他正在水里打鱼，看到许多拿枪的人来了，便知道陈允兹出了事。当时还抓走了几位村民，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记得我第一次向村里某位妇女打听陈允兹的事情时，她似乎仍有些警觉，在问明我的来意后，她的第一反应竟是问我是否要为陈允兹“平反”。虽然被称为“汉奸县长”，虽然抗战时期本地的确也出过一些大奸大恶，但不得不说的是，我对陈允兹的遭遇颇为同情。我不能断定陈当年出任伪县长是不是“以身饲虎”，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其他恶行，但他在日人刺刀之下力求一方乡民的安宁以及“做官如坐牢”却也是真实的。若再加上后来分别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次牢，陈允兹的人生便可以概括为“三重牢”。而且很不幸，由于长年生活在潮湿的地下室里，长了疥疮，又受了无穷无尽的惊吓，在被捕三个月后，陈允兹死在了牢里，最后还是陈村的人将他从牢里抬回埋葬。而陈的家人当时都不敢去认尸。
至于县长杨华松后来的命运，我只获得很少的一点信息。一是在年10月15日出版的《民报》上查到他因为“贪污渎职，违法舞弊，包庇汉奸”等缘由，经皖赣监察使署派员查实被弹劾，但不知道这里的“包庇汉奸”是否与陈允兹有关。二是五十年代初杨曾一度外逃出省，但仍免不了被“跨省追捕”的命运，在押回县城后被镇反枪决。据老人们说，杨华松的后辈现在生活在兰州，前些年曾经远道而来祭祖，却不曾找到父辈的墓地。
山峙水流
以上是我能尽力打捞到的抗战时期有关本乡本土的一点人和事，这两位县长的故事在当地早已经湮没无闻，官修的县志里也不曾有他们的任何记载。回想他们当年的努力与遭际，在我梳理这些历史细节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心生感慨。
一是对国难与社会自救的理解，也就是我常说的“国破山河在”的意义。
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与蒋公子经国在小堡村二十公里远处办了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并出版《地方政治》周刊。在创刊号上，我读到一则《打破心理上的错觉》的短评，并深以为然：
一般“局外人”易犯的毛病，就是：以为平津失了，华北整个完了；广州失了，整个广东就完了；南昌失了，整个江西就完了。好像某一个省城丢了，在他心理上的某省整个地图，似乎都起了一层暗云；某省区几点几线被敌人侵占了，便会交织成全省沦陷的悲哀；某地被炸了，就认为全部毁灭，靡有孑遗：于是乎恐慌，于是乎悲观，于是乎苟安偷活……殊不知，某一省城丢了，某省仍在我全部控制中，而且处处可作省城。某地被炸，若干房舍居民安然无恙，商店旅栈照常营业，街上行人仍是往往来来；即使炸的最惨，损失最重，第二天的太阳仍然是从东方出来，仍是月啼花落，山峙水流。
虽然当时国家破碎，同样害怕被日军“跨省追捕”的国民政府也从南京流亡到了西部，但是山河还在。而这山河，断不只是自然意义上的，更是社会意义上的。日军当年之所以未能灭亡中国，正是拜“社会山河”之所赐。而本地乡亲之抗日，无论是守在山里的国民党游击队（山峙），还是留在河边日伪政权里的陈允兹（水流），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是乱世中的权力与主义，而是乱世中的社会与人心向背，乱世中的山河。
笔者深知，在一个可以让秦桧下跪千年的社会，一个至今仍“汉奸”帽子满天飞的国家，很少有人（甚至包括我自己）愿意相信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以身饲虎”，重新评价他同样意味着某种深不可测的风险。然而，以我对历史、社会与人性的有限理解，我依旧认为，当年的“和平建国”虽然输在气节上，更难免有忍辱含垢、唾面自干的利益交换，但从陈允兹县长在本地的作为看，这种屈辱与委曲求全似乎也在日军与中国百姓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地带，对于保卫沦陷区灾民的生命财产多少起了些作用。毕竟，多数民众从逃难路上陆续回到了原来的田地，在刺刀边上活了下来，是谓国虽破而社会未亡。只要社会继续存在，就有可能让一个被颠覆或被侵占的国家起死回生。正是在此意义上，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任何政府（无论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颠覆社会”之害，远甚于“颠覆国家（政权）”。
在整理两位县长的资料时，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种意象。面对牵着狼狗，扛着枪炮的日本人，杨华松守山如山，寸土必争，与日军正面冲突，其意义在于守土；陈允兹守河若水，在“体制内”周旋，其意义亦在于护民。一个为了保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为了保民生意义上的社会。简单说，汪日政权里虽然不乏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未尝没有良心犹存、徐图自救的“卧底”。不幸的是，他们无一不是这个时代洪流里的可怜虫，一旦上了贼船，便被认为没有了一个好人。
二是对历史的理解。年夏天，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我们素昧平生，他原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虽已年近九十，精力却很好。那天，我们坐在阳光底下聊了很长时间。当他了解到我对今日中国的一些观点，也难免感慨我这代人在言论方面有些勇气——“敢讲真话”。然后，老人开始自责一辈子过得战战兢兢，无所成就。我于是对他说：“您能在二十世纪活过来，已经是莫大成就。”老人默然片刻，然后朝我点了点头。
遥想故乡当年的乱世，十几万国军都守不住修河，一夜沦陷，个体生命更是轻如蝼蚁。如此离乱的家国，能活下来何尝不是奇迹？茍全性命者，能在这样的乱世，或为守土，或为保民，或只是想活下去，同时不忘尽自己一点卑微的本分，即使不能收获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但也不必被全盘否定。
作为“汉奸”与“反革命”，两位县长在正统的革命叙事中皆非善类。然而，当你了解了上面这些已经鲜为人知的细节，你又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动荡而混乱的世纪里，这些在当时或后来被当作“人民公敌”收监或者处死的人，他们也曾过着有血有肉的生活，有着与你我相似的乡土情谊，恐惧、善良与欢喜，有着忍辱含垢、为民请命的过往，有着令人悲伤又复同情的命运。他们“站错了队”，但他们的人生都远没有被贴上的一个个“汉奸”、“反革命”标签那么简单。在此，我无意为任何人的罪错辩护，但我敢肯定，如果不能走进平常人的命运，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的屈辱与抗争，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了解一个国家的现在与未来。
永修燕山一带，杨华松坚持抗战到底，直到年日军投降。
永修县址原在艾城，紧靠修河，虽是一千多年的县衙，如今却没有剩下一点古迹，甚至包括这张照片中的房子。
XiongPiyun历史睡了，时间醒着，我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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